第17节
    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杨虎城的部队控制了西安城,扣押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10余人。随即通电全国,陈述其事变动因乃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狱中囚犯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无不高兴万分,欢声雷动。监狱当局立即奉命戒严,中央岗亭上架了两挺机枪,枪口对着各监房的出口,以防不测。典狱长大声喊道:“有再叫嚷者,拖出去枪毙!”但监房里还是人声鼎沸,不断地谈论着此事。有的说,“这一下蒋介石可完了”,有的又说,“蒋介石有钱有办法,也可能不会完蛋”,那些判长期徒刑的人则说,“我们有出狱的希望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濮德治立即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好消息告诉陈独秀,陈听说后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赶快掏钱,托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两人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定要喝个一醉方休!”

    

    说话功夫间,陈独秀将书桌收拾干净,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此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今天有人给报了。”说完,他把酒酹在地上。接着,他又斟满了第二杯酒,呜咽起来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完,他不禁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起来。濮德治与罗世凡都从未见过陈独秀痛哭流泪,急忙劝慰他一阵子。

    

    陈独秀激愤地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于是,他转悲为喜劝大家喝酒,濮德治、罗世凡和他一起痛饮了几杯。后来濮德治回忆此事时说:“这样儿童式的天真,事情一来,沉不住气,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不能说不有点稀奇。”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介石事宜。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由引发的规模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早日实现民族抗战。

    

    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前往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立即下令“讨伐”张、杨,并电召赴欧美看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立即回国,企图取代蒋介石建立亲日政权。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两派经过激烈较量之后,英美派终于占了上风。

    

    12月22日,宋氏兄妹一行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到达西安,准备与张、杨谈判。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议。

    

    即:(一)改组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12月26日夜晚,南京城内一阵阵的爆竹声把陈独秀从睡梦中惊醒,监狱外面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一打听,才知道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陈独秀感到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

    

    “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根据何在?”濮问道。

    

    “从昨晚的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是有群众基础的。”

    

    “爆竹是警察下命令放的嘛!”濮德治不以为然地说。

    

    “下命令放的,最多只能放个把小时,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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