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濮德治将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独秀，希望他“往后能自爱一点”。不料陈却神色自若，丝毫不在意。这下可把濮德治惹火了。他与陈独秀是娘舅表亲，所以愤然地说：
“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领，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乎有点愧疚之色。但听了小报所说，立即就火起来了。
“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
“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
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后说道：
“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后来濮德治又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叙说了一遍。濮德治听了很受感动，忙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忙补充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天天到狱中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出身贫寒的潘兰珍大开眼界，看到了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３年中，正是由于有了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陈的安慰和帮助，才使陈能以病弱之躯，在艰苦而漫长的牢狱生活中顺利度过，又进行了极其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４
陈独秀入狱后不久的一天，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当时化名吴静如）闻讯后，从上海赶来南京探监。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陈非常器重他，说他是个“才子”、“理论家”。１９３１年５月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后，陈独秀曾写信给蔡元培，请其设法营救未果，被判处１５年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那里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１３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瞭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还有陶铸、顾卓新、潘汉年等大批共产党人，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就是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的。正因为如此，陈独秀非常担心郑超麟的情况。
刘静贞告诉陈独秀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店。”刘静贞边说边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底下拿出托派“临委”的几份材料给陈独秀看，并说：“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带出去。下次我来，你事先做好准备。”刘静贞自告奋勇地愿意冒险担任交通，这样，陈独秀就通过刘静贞又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刘静贞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传进托派的文件和书报，带出陈独秀的文章和建议，使陈在狱中能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这种联系是要冒很大危险的，据刘静贞说，监狱方面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很多时候，她都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狱方无法搜查。
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首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任曙、陈其昌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们个个都“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由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集广东、北平的托派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并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再次陷入瘫痪。任曙没法，撒手而去，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由刘伯庄任书记，刘伯庄干了几个月之后，又不辞而别。１９３３年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