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激进主义”。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则拼命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反过来批判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一直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定并发出《临委紧急通告》。通知各支部１０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并拟订议程四项：（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战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于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而由代表大会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
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是，“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
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①在信中，他还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声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切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领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日前不可操切！”②
但是，年轻气盛的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于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阵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与其“作无情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王欲华、扈焕之等人组成常委，史朝生任书记。③
①《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② 《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③《中央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帮毛头小伙子竟然趁他入狱之机，在内部大搞分裂。于是，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指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地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权威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都须代表大会及第四国际来解决，而“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对李福仁不满，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陈其昌看了后高兴地说：“好，要给他警告。”
殊不料，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来自监狱里的干预更是火冒三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