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贞将陈独秀的文章、建议和书信从狱中带出去以后，陈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在托派内部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问题、国民会议问题、“共同行动”问题和经济复兴问题等。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等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９篇，另外，在同一时期的《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来看，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纳粹主义在德国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必须改变国际策略，于是准备成立独立的托派国际组织——第四国际。他对多次遭到沉重打击的中国托派的命运十分关心，于是派了一个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作为第四国际代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他还把另一位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也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的外围报纸《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草娃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思想观点的影响，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于是，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因此，伊罗生就彻底转向了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受其影响，于是与刘仁静联合，一起反对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的托派中央，认为他们“太保守，不能开展工作，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４页。
他们把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的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调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加“左”的青年托派分子，试图夺取托派临委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刘仁静的支持下，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然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系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以，他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个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①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福建事变发生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了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员主义”，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②
①《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以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
② 史朝生致陈其昌“党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致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来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