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５年３月，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入了托派组织，致使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及李福仁等４个新的托派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同时，其后台刘仁静和尹罗生也在北京站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新中央的“消亡”，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①《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同年夏天，王文元出狱来到上海。当时托派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陈独秀在狱中对此十分关心。他写信出来，要陈其昌、赵济、王文元暂时成立一个３人委员会，着手整顿工作，共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这时，李福仁和伊罗生被捕后，因为是外国人而很快获释。为了能够尽早恢复托派组织，李福仁多次找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并表示愿与陈独秀合作，因此李福仁与陈独秀等人的关系有所好转。年底，召集上海现有的人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推选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由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李福仁５人组成，陈独秀也表示同意。
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在回国途中，专程去挪威的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了中国托派组织及“开除陈独秀”文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开除陈独秀是“不允许的”，并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其词的，是“荒谬”的。①伊罗生把这次谈话的记录寄给了中国托派。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对于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他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
“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他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为止。
１９３５年下半年，王文元、陈其昌、尹宽等人在筹建新的托派中央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件事情，造成了陈独秀与托派“新中央”的矛盾。一件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账”，要史朝生等以往“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③
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② 《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出版。
③《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子），第３页。
另一件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条件上。并说“实际的民主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
……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①他们同时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陈独秀对此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那些托派分子好走极端，动辄批判这个机会主义，那个投降主义，大搞戴帽子，打棍子，实在让陈独秀感到很失望。后来，当陈独秀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