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几句闲话以后，陈独秀突然对顾孟余说：“你当大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陈独秀是指去年托人带信给他的一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宋美龄赶紧插话，她不想场面过于难堪。
“我不是当官的料。”陈独秀正色道。
说完后，他朝顾孟余望了望说：“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中带刺，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一顿挖苦，也不是滋味。于是两人立即起身告辞。出门后，顾孟余仍怒气未消地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还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后来他回忆“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朋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络绎不绝地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知道陈独秀来头不小，于是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就变得更加好起来了。为了满足陈独秀读书的要求，还特地搬来两个大书架放在陈的房间里，许多老朋友陆续给陈独秀送来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陈独秀身体有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狱方还从上海请来著名中医黄钟先生到狱中，专门为陈治病。病号随时需要人照顾，狱方又安排了同狱只判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看护陈独秀。两人被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濮德治和陈独秀还是亲戚，陈独秀的母亲和濮德治的母亲是堂姐妹，陈母比濮母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0岁。按辈分，他们是表兄弟，实际上濮德治一直把陈独秀当成长辈看待，三个人呆在一起，自然有很多话可说。后来，狱方还允许陈独秀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起了“特殊的优待”生活。
１９３３年夏天，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这次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
他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时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他的泪水禁不住一下子流了出来。不料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批评儿子是“没出息”，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坚强起来，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要学娘娘腔，悲观失望。不久，刚满２０岁的小儿子陈鹤年也闻讯赶来狱中看望父亲。
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他就在南京替《民声报》收发电讯，认识了一班朋友，于是天真地提出要帮陈独秀越狱，结果被陈独秀骂了一顿，说他是“胡闹”。血气方刚的陈鹤年原以为自己是一番好心，结果却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转身愤愤地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一面。
２
自从陈独秀在狱中有了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后，几乎“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①除了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等同乡世交和国民党要员如宋美龄、顾孟余、徐恩曾等人外，很多学术界的同仁、老朋友也经常前往探视，据有资料可查者就达五六十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胡适。
①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２７５０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适，１８９１年生，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０年１９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陈独秀结识胡适是通过汪孟邹的介绍。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汪孟邹写信约胡适为该杂志写稿。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适将俄国作家库普林短篇小说《决斗》的译文寄给了陈独秀，从此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催促和鼓励下，胡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杂志第２卷５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随后，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