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回上海定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此后，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事业各异，但友情却终生保持。陈独秀很爱惜胡适的才华，对胡适有如兄长之待小弟，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破而已。胡适后来给陈独秀写信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①胡适一生极重友情。陈独秀每次被捕，他都出面尽力援救。这次陈独秀被捕，首先也是胡适通过汪孟邹告知，立即打电报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设法营救。陈独秀待审期间，胡适特意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说。高度赞扬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和他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正是由于胡适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最后才使陈独秀幸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①《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第356页。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时经过南京，因时间紧迫，未去监狱看望陈独秀。陈获悉后，非常气愤，在给汪原放的信中，将胡适大骂一顿。汪原放回信替胡适辩护，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胡适到北京后，听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连忙写信给陈独秀作解释：“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
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又于11月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要与达官贵人周旋，没时间看老朋友，他已经够忙了。”但他随后又说：“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与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
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两个月后，胡适果然如期来南京探视陈独秀。秉性耿直的陈独秀，这时火气已完全烟消云散了。这次陪同胡适一道来探视的，还有张慰慈与刘英士。胡适怪陈独秀没有专心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囹圄。陈独秀也不相让，立即反唇相讥道：
“你跟着蒋介石做官，如果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陈、胡两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题岔开。陈独秀顺势换了话题，口气也缓和写了，说道：
“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胡适听了高兴地说。
“我的东西怕不好出，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陈独秀说。叶楚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胡适劝说道。
“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陈独秀对此表示赞同。
两人谈笑自若，又和好如初。胡适回到北大后逢人便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言下之意是，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虽处苦中却能泰然处之，自得其乐。
探监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
邓以蛰，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是同乡。邓家与陈家是世交，陈独秀青年时代与邓以蛰及其兄邓仲纯“交游甚密”１６岁东渡日本留学，与陈独秀同住在东京清寿馆，与陈独秀共住一室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４年，邓仲纯则在日本学医。当时，陈独秀与苏曼殊、邓仲纯、邓以蛰等人“常相聚首”，友情甚笃。在此期间，陈独秀经常沉醉于拜伦与雪莱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