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政府不予接济。至如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①旁听席上，人们纷纷议论，皆说陈独秀“言之有理”。检察长被驳斥得十分狼狈。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１１点３３分。

    

    ４月１５日，第二次开庭审讯。审判长首先与陈独秀查对了昨天审讯之笔录后，看了一眼案卷，然后问陈“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肯定地回答：“是。”胡善偁就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其他人去了。第一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等６人。第二天主要是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光群（罗世凡）、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等６人。

    

    ４月２０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不少人是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达２００多人。②

    

    ①《陈独秀开审记》，《国闻周报》第１０卷第１７期，１９３３年５月。

    

    ②《陈案辩论总结》，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

    

    辩护开始后，检察官朱隽宣布陈独秀等人的法庭审问结论。朱隽“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都是内部问题……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任，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６条及第２条第２款。”

    

    接着，大律师章士钊出庭辩护，其词５千余言，侧重法理，逻辑性很强，条条针对审判长的讯问，逐一批驳。如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没有矛盾的。他说：“孙中山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又云：‘国民党既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对好朋友”。他指出陈独秀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章士钊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殊不知，从陈独秀和托派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他们一贯自认为，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区别；他们“反共”是为了“拯救共产党于堕落”。其实托派“反共”，在客观效果上，正是章士钊辩护词中所描写的，托派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同盟军。

    

    因此，陈独秀在听完了章士钊的辩词之后，立即拍案而起，当庭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的政治主张，应以本人的文件为根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