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１９１９年６月，地点在北京。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再度由日本返回祖国。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文化界等尊孔复古逆流十分猖獗，乌烟瘴气，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昏暗的时局，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在上海毅然创办了著名刊物《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１起改名为《新青年》——引者注）。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网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１９１７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沪迁京。１９１８年１２月，陈独秀又同李大钊等创办另一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即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在陈独秀周围，团结了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思想界名将，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势力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研究，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和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个手握重兵的皖系军阀将领等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等五条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印好后，第二天，陈独秀就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喝茶的人群中去散发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①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又约了邓初（邓仲纯——引者注）和高一涵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到新世界后“见戏声援场、书场、台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陈独秀与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他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由于陈独秀一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所以当晚１０时许，当陈独秀正在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立即被警察逮捕。当夜，反动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围抄了陈独秀住宅，抄去书籍、信札等。陈独秀被捕后，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大报刊，如《晨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纷纷发表消息，刊登评论和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学生们的营救电函，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京学生给警察厅的公函中说：这只能“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在电报中说：“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章士钊也在一份电报中说：“讵可复兴文网，重激众怒。”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陈独秀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
①９月１６日，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警察厅同意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北大同学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中，把陈的出狱描述为“光明复启”，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应邀到武汉讲演，国内各报均以大字刊登，陈独秀的影响更大，社会声望更高了。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更加不安，立即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等他回来时再加逮捕。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立刻商量对策，派人到火车站将陈接至同乡好友、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风声。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化装成外出收账的商人模样，雇一辆骡车，亲自将陈独秀送至天津，陈即由此乘外轮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①《宣言》原件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４日。
②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③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第三次被捕是在中共成立仅３个月之后的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地点在上海。
还在李大钊陪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两人即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