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经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各地先进分子联系，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１９２１年１月，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担任了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指导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１３人。陈独秀因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不能离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会议最后仍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的职务，于９月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当时中央局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开会便在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２号。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组织壮大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个陌生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杂志。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门外来了两部汽车，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声称是租界巡捕房的，执行公务。
接着，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合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押上了汽车，同时将屋内的《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也搬上了另一部汽车。便衣继续守在陈宅，待捕来访者。陈独秀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随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被捕房布置在陈宅附近的便衣抓了进来。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
“王仲甫”就是陈独秀，高兴地打了个响梆子。褚、邵两人在问清身份后，随即释放，陈独秀等５人被关入牢房。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任，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余４人仍回监。陈独秀被捕后，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闹得满城风雨。
苏俄政府驻华代表马林花了不少钱，请了法国律师马和承办这个案子，并通过马和与法国审判官交涉，法庭同意审讯之前，只要交足保金可以将陈独秀等人保出候审，但得随传随到。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打了个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１０月１９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通过马和律师的辩护，最后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行放出，天后需到公堂听会审结果。２６日，陈独秀到公堂接受审判，法庭当堂宣布：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①陈出狱后，继续在上海工作。
第四次是中共二大刚开后的１９２２年８月，地点也在上海。
从１９２１年７月召开一大到１９２２年７月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已经日益开展起来。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经常与负责组织、宣传、工运的同志及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工作，并不断在《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他的许多工作虽是秘密进行，但也难以完全避免暴露。特别是党的工作日益活跃，他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使法国租界和上海反动当局日益感到威胁，便时时伺机对他再次实行逮捕，以绞杀方兴未艾的革命力量。于是便在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２号寓所，又被法国巡捕逮捕。他们还将查抄的书籍一并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后来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
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①。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８月１５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自治同盟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１０个团体的联合宣言。
①《“一大”前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