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独秀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两派都不满，加以抵制。为此，陈独秀于４月份召开托派中央常委会议，特地派刘伯庄去北平调解。汪泽楷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彼此之间互不买账。刘伯庄曾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候补中央委员，资历比汪、任两人都老。陈独秀原以为刘一去就能马到成功，促成两派团结合作。
但刘到了北平后，发现两派之间的矛盾远比在上海的陈独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多次调解都不得要领。同年６月，夹在两派之间受气的刘伯庄，一气之下跑回了上海，不再出面，只是给托派中央常委去了一封信，声称：“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陈独秀见特派员去了仍不能说服两派组成新特委，恼羞成怒，立即给擅自回上海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并且给任曙以警告处分。但是，北方区委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服从托派中央的指示。陈独秀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高皇帝远，他也无可奈何，这件事最后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
除此以外，托派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常委彭述之，也对陈独秀提出的推翻蒋介石之后建立“民众政权”主张表示异议。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在没有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候，“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要提出“反蒋”就可以了。
而且，彭述之还四处散布对陈独秀不满的言论，私下告诉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现在以托派常委名义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往往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并不代表其他常委的意见。对于陈独秀的许多观点，他都不敢苟同。正因为如此，法南区委和北方区委，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跟陈独秀顶撞，拒不执行托派中央的有关文件和宣传口号。
陈独秀对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批判，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要统一托派意见，就是想形成一股合力，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趁势发展成为与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相抗衡的力量。但由于他一贯独断专横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喜欢摆老资格，动辄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因此，他不但未能统一意见，结果还适得其反，反而使托派组织更加四分五裂，最终成为历史的尘埃。
同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虽也不乏一些灵光一现的思想，但终究与当初创立中国共产党时那般惊世骇俗、叱咤风云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情总被风吹雨打去，当后人再回首这段历史时，除了依稀还能听到他几句争论的声音外，似乎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第四章被捕与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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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总是与风险相伴随的。陈独秀一生，漂泊各地，奔波革命，并因此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被捕入狱前后共计５次，监押的时间长达５年以上。
这５次被捕，均发生在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果说，从１９１３年的第一次被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英勇献身精神；那么，１９１９年第二次被捕和营救的历史事实，更生动地反映了陈独秀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的显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而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的第三、第四次被捕与营救的经过，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从一大到二大前后，在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下，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表现了当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为推动和保护革命力量所做的努力；从１９３２年的第五次被捕和监押近五载的漫长岁月，特别是他在法庭上的抗辩词与自撰的《辩诉状》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后期的陈独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
陈独秀的第一次被捕，发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二次革命”失败后，时间是１９１３年，地点在芜湖。
辛亥革命前后，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就积极投身到反清、反帝的火热革命潮流中。他一方面创办各种报刊，撰写许多爱国反帝、针砭时弊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先后组织过多种反清、反帝的团体，如青年励志会、岳王会、抗俄义勇队、亚洲和亲会、中国青年会、欧事研究会等等。陈独秀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怨恨，使他多次受到通缉和追捕。
１９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