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罗汉想方设法找到施卜君的夫人，通过她，才将陈独秀等人的信转交给中共中央。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已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控制之下，所以中共中央接到信以后，未予理睬。陈独秀哪里知道，在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已经把中国托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第三党相提并论，当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件事情，表示：“取消派（指中国托派——引者注）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９－１９３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陈独秀自然不可能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对他的去信有如石沉大海感到有些遗憾和不解。
６
中国托派一直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即使在１９３１年５月实现统一后，也是派中有派，四分五裂，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争斗不断，并未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在陈独秀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同时，他与托派内部的一些极左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托派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中，陈独秀要求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做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立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决议还主张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可以与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行动”。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此前对红军的诋毁和污蔑态度。
会议在讨论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其中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和刘仁静最为激烈。陈岱青早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担任法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也成为托派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区委。在陈岱青手下还有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他们都极力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过分幼稚和可笑的，“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他们特别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策略和对红军态度的转变，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即斯大林——引者注）派的主张”。素以中国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也批评陈独秀提出的“组织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完全是一码事，指责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
针对陈岱青等人和刘仁静的指责和攻击，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警告他们不能走到取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批评他们曲解和反对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反对与苏维埃红军“会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最后，他指出，陈、刘等人“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
陈独秀与法南区委及刘仁静的争论，都登载在托派内部刊物《校内生活》第３期上。争辩双方都打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旗号，来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标榜自己才真正是托洛茨基理论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都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
以陈岱青为首的法南区委自恃在上海根基牢固，影响大，不仅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拒绝向基层散发托派常委的宣传文件，而且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接受托派中央常委的屡次警告。对此，陈独秀不得不动用组织制裁手段，撤销了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接着又解散法南区委，扫除了内部极左派反对堡垒的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不赞同陈独秀代表常委起草的决议案，并因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