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２６日，陈独秀在《热潮》第五期发表《谈谈“越轨行动”》一文。他针对国民党政府指责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为“越轨行动”，热情歌颂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逃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
“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此后，一直到《热潮》停刊，每一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可见陈独秀对爱国学生运动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积极宣传他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界，他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急速发展而前后有所不同。
“一·二八”抗战以前，他主张，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的奋起自救，千万不能依赖现在的国民党统治阶级，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湮灭他一切的敌人”。
同时，他继续主张在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成立一个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
为此，陈独秀还兴致勃勃地为国民会议拟定了纲领，包括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民众参加战争、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等等。自从接受托派观点、组织托派反对派后，陈独秀就一直对国民会议情有独钟，且念念不忘，此时他又提出来，无非是想借助抗日反蒋的浪潮，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斗争，但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这种主张无疑是与虎谋皮，难以实现的。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鼓舞了满腔热血都已沸腾的陈独秀。他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形势的发展走向也作出更为激进的估计。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上海及全国各阶层掀起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高潮。陈独秀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的次日及第三天，相继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两份油印传单。他大声疾呼“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
立即召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当凇沪抗战被国民党政府破坏后，陈独秀又发表了《为日军占领凇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纵敌卖国”六大罪状，号召“全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地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提出“全权的国民会议”，此时他显然认识到以往的“国民会议”是存在缺陷的，是依托在国民党政权下，仰人鼻息的附属物。因此，他认为，现在“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绝不能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各种文章中，一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因此，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依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曾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抛出了橄榄枝，想缓和与中共严重对立的状况。大敌当前，国难日深，陈独秀奔走呐喊，一再呼吁全国各阶层联合抗日，他当然不会无视拥有独立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越来越认识到，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是谈不上真正抗日反蒋的，而必须与中共合作抗日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的一天，陈独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对彭述之、罗汉说，尽快向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