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兰珍，又名潘若仙、运仙，１９０７年生，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４岁时，潘兰珍随父母逃荒到上海，其父起初在外滩码头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挑行李，后经人介绍，进入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装卸工，母亲拾煤渣。潘自幼到一纺织厂当童工，后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由于受到一流氓的欺骗，与其同居后生下一小孩，但未能养活。孩子死后，潘兰珍不堪忍受折磨，逃出虎口，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孤苦伶仃地独居在这幢楼房。不久，陈独秀搬来这里后，认识了潘兰珍，随后同居在一起。从此以后，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过了陈独秀的终生。
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３００００大洋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在上海的这些年都一直使用化名，即便与潘兰珍生活在一起后，也始终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说是南京人，姓李。潘兰珍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非常相近。陈独秀有空就教潘兰珍识字，虽然生活拮据，两人倒也自得其乐，十分融洽。
１９３１年的一天，潘兰珍偶尔听到楼下的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上海话，指共产党）。她对陈独秀说了之后，立即引起陈的警觉，当即决定搬家。在郑超麟的帮助下，陈独秀搬到了周家嘴路一条弄堂里，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１１号的一幢楼上。陈独秀的警惕性很高，每次搬家都要求住楼上，以防不测。潘兰珍还一直以为是陈独秀害怕旁人说他们老夫少妻的闲话，才反反复复搬家的。单纯的她始终没有料到，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两年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秘密的国民党通缉要犯，中国共产党的前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１９３２年９月，也就是陈独秀被捕的前一个月，潘兰珍与陈独秀为了一件生活小事发生争吵，潘一气之下，跑到了浦东的娘家住起来。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她的羊皮袍和驼绒被拿到当铺典当了，并把当票和潘兰珍值钱的一点东西用一个小布包装好，放在一个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一时之气消，她还会回来的。殊不料，仅仅一个月之后，陈独秀便被捕了。
这段充满苦涩而甜蜜的黄昏之恋，让晚年的陈独秀备受感动，患难中得到的情侣，也使更加不忍心再去伤害潘兰珍，往年豪情冲天、英雄气概的陈独秀也添加了一丝丝的儿女情长。
４
托派组织象征性地统一起来后，陈独秀满心希望它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其他三派本来就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不得已才与陈独秀派联合的。那些青年托派分子自恃留学苏联，得到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因而往往自命不凡，根本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多次制造难题让陈难堪。再加上彭述之等人在内部搞小团体，更使得陈独秀举步维艰，以至于陈独秀也想甩手不干，但他又太想把这个几百人的中国托派组织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反对派，即使是蚍蜉撼树，他也要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当时，陈独秀面临着内外部巨大压力和种种矛盾。在外部，中国托派要听命于国际托派的遥控和指挥，托洛茨基动辄来信，虽然对陈独秀的工作大力支持，但也引起其他青年托派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经常揭露和批评托派的错误理论，大批革命群众在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后纷纷脱离托派，使得托派组织的地盘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而且，当政的国民党也似乎不领情，仍然把托派视作共产党的一部分，加以打击和镇压。在内部，让陈独秀伤心的是，青年托派分子们只顾个人利益得失，彼此纷争，大搞阴谋诡计，闹得鸡犬不宁。
首先是陈独秀的得力干将尹宽，带头搞分裂。由于尹宽协同陈独秀反对彭述之等人阻挠各托派的统一，深受陈独秀的器重，招致彭述之等人的忌恨和排斥，因而未能选上“无产者”社出席托派组织统一成立大会的代表，更未进入托派中央。尹宽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纠集一班人，控制了几个托派的支部，不听号令，并从事反托派中央的活动。
其次是另一位陈独秀派的骨干马玉夫，叛逃国民党。马玉夫曾经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有较深的工人群众基础。还在江苏省委工作时，就与彭述之、汪泽楷、蔡振德等人组成所谓的“陈独秀派”，反对中央。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与上述三人一起被江苏省委开除党籍，随后他便把上海的几个工人党支部，全部拉到托派中去了。当四个托派组织组成协议委员会商讨统一问题时，马玉夫、吴季严成为“无产者”社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工作，但受彭述之的指使，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