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了统一后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采用“无产者”社的原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治等人组成,其中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委员、陈亦谋为组织委员、王文元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任秘书长,组成中央常委会。并决定出版机关刊物《火花》。
在大会闭幕式上,陈独秀致闭幕词,他踌躇满志地说道:“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他又要罗汉专门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告诉托,他的中国同志正在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陈独秀高兴得太早了。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暂时搁置前嫌,实现了统一,但面和心不齐,虚有其表。统一会议刚一结束,各派之间就因本来固有的矛盾加上新的纷争,各展权谋,互施诡计,闹得不可开交,乌烟瘴气。陈独秀旧恨才去,又添新烦,只得拖着老迈的身体,不断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以维持表面上的繁荣景象。
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一批人形成了统一的反对中共的同盟,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最终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仅仅十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历史归属就此基本定格。或许,有人会唏嘘感慨,甚至扼腕叹息陈独秀曲曲折折的人生之路。但是,正如一首歌曲所唱的,不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这句歌词用在陈独秀身上倒有几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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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独秀积极促成中国托派统一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晚年陪伴其度过余生的生活伴侣——潘兰珍。
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陈独秀的爱情婚姻生活。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陈独秀一生与三位女人结下姻缘。
陈独秀的结发元配是高晓岚,小名大众,1876年3月4日生于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家。1897年陈独秀与年长他3岁的高晓岚结婚,这是陈独秀一生中惟一一次明媒正娶。一个是刚中秀才的青年才俊,一位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这段婚姻的不平常。果不其然,短暂的蜜月一过,两人就无话可说。
以后,陈独秀长期在外奔波革命,高晓岚则独守空房,在家抚育子女。高晓岚与陈独秀一共育有三子一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筱秀。1930年7月,高晓岚经受不住一年之内两子一女(延年、乔年、筱秀)相继去世的沉痛打击,在安庆老家孤独地含悲死去。一直到1932年陈独秀关押在南京监狱时,小儿子陈松年来探望时,陈独秀才得知高晓岚已经去世。刚一听到此消息时,陈独秀猛地一怔,脸上露出痛苦之状,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高晓岚为自己生下三子一女。因此,陈独秀特地叮嘱儿子回去后,替他买几刀纸钱,在高晓岚坟前烧一烧,聊表内心的愧疚之情。
与陈独秀结合在一起并伴随他度过辉煌中年时期的第二个女人是高君曼。她是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小名小众,1886年出生于安庆。早年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见多识广,接受了许多新思想。
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自由恋爱,为亲友乡邻所不容,被迫离开安庆,双双出走杭州。在杭州,这对才子佳人经常漫步西子湖边,与友人诗酒自娱,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而美好的岁月。以后,高君曼积极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奔走各地,尝遍了流离之苦。后由于一些生活琐事,两人矛盾加剧,感情逐渐生疏。1930年6月,高君曼偕女儿子美、儿子鹤年离开上海,独自凄凉地居住在二次革命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买下的几间破草房子里,每月仅靠亚东图书馆从陈独秀的版税中支付的30元艰苦度日。1931年冬,高君曼因肺结核在南京病逝,终年46岁。高君曼死后,无钱安葬,幸亏好友潘赞化(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
高君曼出走南京后,陈独秀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