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夫对此耿耿于怀，于是退出了“无产者”社中央。马玉夫一向自视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威望高，自认为托派中搞工人运动第一人，平日里总喜欢自称为“工人代表”。当他在托派统一大会上连托派中央都未能进入时，他更加恼怒，一气之下，就跑到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又发表自首文章，宣称社会主义在中国“绝无存在的余地”。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由于马玉夫的告密，国民党将托派中央机关破获，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３人外，将托派中央委员几乎一网打尽，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何资深、江师常、楼国华、刘静贞（郑超麟妻）、张以森（何资深妻）等人全部予以逮捕。
区芳躲藏，５名常委中４人被捕，致使托派中央机关陷入瘫痪，名存实亡。对于马玉夫的叛变，陈独秀深感震惊和痛苦，连声哀叹道：“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再次，原“我们的话”派头目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给托派组织予以又一沉重打击。梁干乔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因同情托洛茨基，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组织中国留学生参加红场游行，年底被驱逐回国。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梁干乔与区芳、史唐等人一起建立总干会，负责华南区工作。
他自认为，在中国托派中，只有自己和刘仁静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且他本人在苏联加入托派时比刘仁静见到托洛茨基还要早，只有他才是中国托派的正统，理所当然是中国托派的领袖，大有舍我其谁的味道。
因此，梁干乔十分害怕比他资历更老的陈独秀加入托派，对其地位构成威胁，于是极力反对托派组织的合并。当中国托派组织召开统一成立大会时，作为总干会负责人的梁干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未能进入托派中央，因而对托派中央由“无产者”社把持的状况更是恨之入骨。
于是，梁干乔携陆一渊等四人一起跑到南京，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成为其手下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投靠国民党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感到“怀疑”和“失望”。后因企图在军统内部发展个人势力，遭到戴笠的忌恨，梁干乔又跑到了西安，投靠胡宗南，任政治部主任，是长期专门从事反共和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先锋。此是后话。
本来就人心涣散的托派组织遭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更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陈独秀对于托派组织的四分五裂深感失望，心急如焚，他决心重整旗鼓，进一步充实力量，于是他调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进入托派中央，重组中央机关。但是，仅仅两个月后，托派中央组织便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
１９３１年８月，尹宽受陈独秀的委托，召集新的托派中央委员宋敬修、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独秀主持会议。当晚，由于叛徒告密，与会者全部被捕，托派组织再遭重创，元气大伤。自此以后，托派中央常委就一直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三个人在苦苦支撑着，陈独秀企图重整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即便如此，陈独秀与长期的铁杆支持者彭述之也闹翻了脸。
彭述之，湖南益阳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他忠实地执行陈独秀的路线，颇受陈独秀的赏识。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共四大被当选为宣传部长，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起成为中央常委。他处处挟陈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言后，他都要站起来做注解，不厌其烦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引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中共五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仅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出任中共北方区委副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江苏省委工作，积极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达到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努力，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无产者”社后，他一方面借口保护陈的安全，仅由他一人知道陈的行踪和住址，其他人只能将意见由他转交陈独秀，实际上他成了陈的总管；
另一方面，他又在“无产者”社内，大搞小团体活动，利用其以往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其在“无产者”社内部的力量，达到架空陈独秀的目的。在“无产者”社的常委中，除陈独秀、尹宽、郑超麟、何资深之外，其他如马玉夫、蔡振德、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
在四个中国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