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国际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尽快实现统一。
托洛茨基的一再来信，迫使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转变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纲领。但是，各派本来就是被迫坐在一起来谈统一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心怀鬼胎，各施诡计，争吵不断，最终无功而返。
看到四派迟迟未能实现统一，托洛茨基于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各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他认为，现在进行统一的各派之间已完全没有原则的分歧，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大声呼“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来信，又使得四个托派组织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上，协商统一问题。一向对那些青年托派分子没有好感的彭述之，自恃有托洛茨基对“无产者”社的铁杆支持，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了。在统一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遭到其他三派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指使参加协议委员会的另两个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想方设法阻止统一，致使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向陈独秀汇报时，又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缺乏诚意。陈独秀一度听信了彭述之等人的话，对托派统一的前途，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恰在此时，尹宽通过其他托派，了解到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在阻挠各派统一协商的真相后，立即报告了陈独秀。陈独秀对彭述之等人的两面派做法十分气愤，遂决定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负责人谈话，做工作，言辞恳切地宣讲中国托派团结和统一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陈独秀对内部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径，召回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亲自挂帅，与尹宽一起担任“无产者”社代表。陈独秀如此这般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工作进展顺利。由此可见，中国托派组织的最终统一，完全得益于陈独秀前后全力以赴的大力推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租了一幢房子召开统一大会。“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会场，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执行。由于经费没有解决，最后由李仲山典当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得了２００多元，才使得会议能够开下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资深对会议进行了很严密的保护措施。他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子住进了房子，除陈独秀外，其他所有代表吃住都在会场内，不得随意出去，直到会议结束后方才离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根据各派协商的每２０人出席１人的原则，由各派指定人员参加。“我们的话”派规模最大，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７人参加；“无产者”社其次，有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５人，第二天又补上彭述之，实际与会的有６人；“十月”社再次，有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清泉）4人；“战斗”社最少，仅赵济、来燕堂２人。
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３分钟，然后，作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根据托洛茨基１９２９年夏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修改而成的。全文五个部分，第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五、共产主义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指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８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