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报第６０期，发表了《中央通知第六十号——怎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通知中的第七部分是“坚决反对取消派”，首次将陈独秀等人定位为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取消派。通知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这是对同情和支持陈独秀观点的党内其他人员发出的警告。
三天后，陈独秀就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摆开架势与中共对立。
１５日，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以后，陈独秀约集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彭述之的家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一屋子，来的都是跟陈独秀走得较近的一些人。陈独秀主持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刘仁静起草、陈独秀修改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第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第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第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这份《意见书》，是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来的，通篇充满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中国托派分子思想的大杂烩。
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后改为罗世凡）任常委，秘书长吴季严。老资格的郑超麟因为曾担任过中共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编辑，所以未能入选常委，他为此而愤愤不平。会议还决定出版内部刊物——《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改名为《无产者》月刊）。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为了显示反对派力量的强大，陈独秀提出要多拉一些人在《意见书》上签名，但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呢？郑超麟脑瓜子转得快，对尹宽说“除了陈独秀不能排在第一位外，其他人都可以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尹宽表示同意，但考虑到自己的姓名笔画少，他希望多拉几个王姓的人排在前面。陈独秀也觉得郑超麟的主意好。于是几个人挖空心思地思来想去，一共凑集了８１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排名第４７位。这份名单包括了彭述之及夫人陈碧兰、郑超麟及夫人刘静贞、尹宽、刘伯庄、李季、吴季严、何资深、杜琳、薛农山、谢庄、陆沉、刘毅、张以森、庄季贞、彭桂秋、段浩、朱崇文、王永庆等人。但刘仁静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拒之于门外。
这些人中，曾留学德国、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李季，曾写了《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就在８１人中列入他的真名实姓极为不满，表示要退出。
１９３０年３月，陈独秀等人决定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发现这份８１人签名的《意见书》后，按图索骥，将真名实姓的人逐一找了出来。为了不扩大打击面，于是在４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报上发出通告，要求上述签名者“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结果，没有人理睬，于是中共中央相继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似乎又想重新燃起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热情，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此一时彼一时，即便陈独秀纵有旷世之才，也无法再干出当年的那份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