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而溃散。”①然而令陈独秀的失望是，他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红军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并且日后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武装主力。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问题十分关注，遥控和指挥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他对陈独秀倾向、加入中国托派，在态度上经历了起初带有疑惑的审慎欢迎，到后来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最初，托洛茨基主要从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那里，了解到陈独秀的一些情况，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因而对陈独秀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从“无产者”社给他寄去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甚至要求中国的托派都要向陈独秀学习。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称赞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赞扬“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要求“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并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加入中国托派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