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陈独秀不服老。他仍有冲天的政治热情，他想再搏一回，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５０岁的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渐渐走向衰老的开始，然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渐趋成熟的黄金时期。显然，陈独秀高估了个人的能力，低估了形势的急速发展变化。他满以为凭借自己以往在中国政坛上的赫赫声名，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殊不料应者寥寥无几。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陈独秀内心里极力责怪那些自命不凡的留苏归国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听使唤。他想联合各派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声势，以增强抗衡中共中央的力量，想不到那些人却蝇营狗苟，只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完全不理会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而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才王伦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他，把他骂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

    

    他极为鄙薄那些傲慢无礼的家伙，却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每每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十分懊恼。但是，他又必须以十二分的耐心，去说服那些纷纷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人，托派组织四分五裂的状况是他极不情愿看到的。念及此处，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硬着头皮来做。

    

    还在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听从彭述之等人的建议，着手成立党内反对派时，他就想到要与“我们的话”派实行联合，并委托刚回国且与该派有密切关系的刘仁静，居间联络和调解。陈独秀向刘仁静表示，愿意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策略，与“我们的话”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刘当即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

    

    几天后，陈独秀、尹宽同“我们的话”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尹宽家中，进行了首次面对面谈判。陈独秀穿着一件考究的墨绿色哔叽长衫，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待人到齐后，便拿出几元钱，叫人从饭馆里买了几个菜，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谈到联合问题时，陈独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双方共同讨论问题；

    

    二是陈独秀派全体成员加入“我们的话”派。史、宋二人当即表示同意。但“我们的话”派负责人梁干乔一向以中国托派的正统自居，害怕陈独秀等人的加入，会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因而反对陈独秀等人的加入，并攻击赞成加入的宋逢春是投降主义，将其开除。宋逢春后与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发起成立了“十月”社。

    

    陈独秀对“我们的话”派迟迟不予答复感到气愤，尤其令他恼火的是，“我们的话”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提出了有辱自己尊严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是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陈独秀愤而拒绝了“我们的话”派的苛刻条件，遂决定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立了“无产者”社。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后，陈独秀担任主编，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是一手操办。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筹措“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和油印费用。与此同时，他又着手整顿“无产者”社，用刚被开除党籍的何资深取代外甥吴季严担任秘书长，以充实领导力量。

    

    虽然此时“无产者”社成员仅仅100多号人，而且老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居多数，但陈独秀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摆出一副要与共产党争地盘的架势，大力扩充基层组织，仅在上海就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设置一模一样，此外在北平（今北京）也设立了一个支部。很多地方的机构是设置了，但往往是十羊九牧，有将而无兵，徒有虚名而已。

    

    当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忘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在《无产者》创刊号上，发表题名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文章，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国民会议，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

    

    ４月３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７月１日在《无产者》杂志第３期发表。陈独秀引经据典地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工人阶级运动，依靠这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

    

    组成的红军，“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败；（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