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的主张，１９２９年４月，全国总干事会决定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的做法，也创办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其机关报。因此，全国总干事会也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托派小组织。
第二个托派小组织就是陈独秀等人建立的“无产者”社，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第三个托派小组织是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创立的“十月”社。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旬，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隐居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一所房子里。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仁静与陈独秀等人走得很近。虽然他不同意陈的一些观点，甚至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是“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但与陈还是经常来往。刘仁静曾担任早期团中央负责人，而陈独秀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是上下级关系，因而自认为与陈渊源颇深。再加上与“我们的话”派也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曾试图促成两派的结合，由于“我们的话”派提出过高要求，难以为陈独秀接受，两派未能结合在一起。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以“列尔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中共作对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起初，中共中央不知道“列尔士”为何人，后经调查发现该篇文章为刘仁静所写，于是批评刘是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１２月２９日，中央致函刘仁静，要其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
与此同时，刘仁静先后与“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闹出分裂。
还在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刘仁静就对陈的一些观点提出疑义，甚至认为陈独秀“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因此，当他于１２月１５日参加托陈派成立大会，看到自己起草的大会纲领、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该意见书比他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因此，刘仁静并未加入“无产者”社，他打算另立山头，只是开始没有明言而已。
刘仁静一面批评陈独秀，一面攻击“我们的话”派。他指责“我们的话”派之所以拒绝接受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他还批评“我们的话”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路线。
有鉴于此，刘仁静便与王文元一起，拉上刚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一渊、紫亮、董汝斌、廖麟、黎彩莲、周庆崇等人，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告同志书》，宣布“全国总干事会”已经死亡，提出要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的错误。由于他们在同年３月３０日出版《十月》作为其机关报，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十月”社。
１９３０年夏，一些游离于“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和“十月”社三个中国托派小组织以外的人，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托派分子如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战斗”社，这就是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
至此，中国的四个托派小组织均粉墨登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相互倾轧，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遵奉托洛茨基为真理。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革命胜利，这四个托派小组织相继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２
陈独秀一生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从１９２１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
虽然他经过近两年时间才逐渐走出阴影，想重现往日雄风，无奈今非昔比，反而因组织党内反对派落得个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使得他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多年的政治经验没有帮助他再现人生辉煌，却让他与时代的主旋律越走越远。或许他真的老了，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