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想起自己过去就是从宣传革命真理、唤起革命群众，才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又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从事托洛茨基理论的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吴季严等一批人加紧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并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反对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杂志创刊，由陈独秀担任主编，作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在讨论刊名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模仿使用列宁于１９０５年在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无产者》的名称。从此以后，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被简称为“无产者”社。

    

    第三章家长式的作风永远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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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了知天命年龄，陈独秀便感觉到精力有些不济了，以往自己做事情时总有使不完的劲，但现在稍微坐久了写点东西就觉得有些疲乏。但此时，最令他焦急的是国内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托派小组织。

    

    原来，各派小组织都有自己的渊源和来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最初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一部分，后逐渐成立了自己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纲领都来自托洛茨基的理论。

    

    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围绕苏联建设与革命、世界革命及共产国际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中国革命也成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不分场合地在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甚至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面对面地激烈争吵。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不仅影响到联共（布）党内的统一和苏联的普通民众团结，而且还波及到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起初，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从苏联托派分子手中传阅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渐渐卷入到联共（布）党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争论中去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盛大集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区芳、梁干乔、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人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经过主席台前时，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帜，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随即发生激烈的冲突事件。

    

    红场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来的联共（布）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４天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并要求托洛茨基等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遭到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季诺维也夫的拒绝。联共（布）中央立即将两人开除出党，并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苏联政府顺藤摸瓜，将参加过红场游行的外国留学生包括史唐、梁干乔等人，分别予以遣送回国。

    

    史、梁等人回国后，将托洛茨基的一些文章带回国内，并开展宣传活动，同时他们也酝酿成立中国的托派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留苏回国的原中山大学学生，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会上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当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因此只能隐蔽在党团组织内部，开展活动。

    

    １９２８年７月一９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前，被苏联政府流放在中亚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共产国际六大只翻译了该文件的第一、三两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并严格规定阅后一律收回，不得带回国内。

    

    当时，参加会议的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看到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随即，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苏学生中间，正式建立了托派小组织，并选出干事会，由安福任书记，王文元负责宣传，范金标负责组织。他们在留苏学生中开展秘密活动，并与苏联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为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