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３日，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第三封信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了第４４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通告指出，中央已经发现党内存在一个反对派，它在党内外都有其秘密组织，出版秘密刊物，并凭借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党的路线。中央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但是在组织上，也必须坚决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共产党的统一。最后，通告对陈独秀发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硬的警告，表示“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这份通告全文发表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显目位置上，意在惊醒陈独秀及其同伙。但此时的陈独秀，正与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在发生争论，对立情绪日益加重，根本不可能听得进其他人的建议和警告。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当时党内许多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１９２９年８月３０日在上海英勇就义的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时，曾多次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彭湃等人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周恩来看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彭湃等人的革命精神。
从苏联留学回国、此时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却对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攻击。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校长、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赏识，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六大结束以后，王明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９月１日，王明以“韶玉”的笔名，在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２卷１０号上，发表《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的长篇大论。文章指责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７个错误，表现了５种机会主义的特点，并口口声声要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陈独秀看到这篇文章后，虽然不知道“韶玉”为何方神圣，但从文章的语气来看，想必作者一定来头不小。文章中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了“陈独秀主义”的提法，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愕然。他想起五四以后与李大钊一起和胡适激烈地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几年后“主义”一词，竟冠名到他本人的头上来了。陈独秀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恐怕事情绝不会止于此。
几天后，陈独秀到郑超麟家里坐，见到了８月中旬才从苏联回国的刘仁静。刘仁静曾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与陈独秀发生分歧去苏联留学。留学期间，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与刘仁静已是多年未见面了，自然少不了要寒暄一阵。随后，刘仁静告诉陈，他在回国途中，特地到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并在伊斯坦布耳住了２０多天。陈独秀一听立刻来了神，赶紧要刘继续讲下去。刘仁静见陈独秀来了兴趣，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里，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叮嘱他尽快翻译出来。随即他们又谈到第３０期《红旗》报上刊登的陈独秀８月１１日给中央的信及中央复信等事情，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事常过来坐一坐。”刘仁静爽快地点头答应，他也很希望与老上级陈独秀多多来往，毕竟大家现在都是同道中人。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布第１９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通告中指出，如果在党内发现小组织的活动和反党宣传，就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行动，党中央将毫不犹豫地在组织上予以严厉制裁。陈独秀看到通告后十分生气，不以为然地嘟囔道：“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彭述之见陈独秀生气了，急忙来劝慰，并献计道：“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壮大点声势，这样一来中央要开除我们也不那么容易。”陈独秀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叫彭述之去准备。
陈独秀这个时候有些孤注一掷、一意孤行了。在他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