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十分不满。他甚至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其错误的一种手段，是杀鸡给猴看，向党员群众示威，是“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

    

    他接着攻击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认为“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

    

    除了极力为自己辩解和攻击中央以外，陈独秀还大加吹捧托洛茨基，称赞他是“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广为散发，迅速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混乱和震荡。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日、德、俄等国文字，流传到了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如获至宝，立即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后，写出了一篇“审查报告”，提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从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陈独秀自去年８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共活动；第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第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第四，共产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后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面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足见国民党及蒋介石对陈独秀的重视程度，他们迫切希望看到共产党堡垒能从内部攻破，但他们不久就失望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及彭述之、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进一步加紧组织人马，成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小组织。

    

    事情还得从这年９月说起。

    

    当时，陈独秀还在写信与中共中央争论。彭述之向陈独秀建议，学习梁干乔等人成立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的做法，组织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尽量多拉一些人，扩大势力，以便与中央抗衡，不至于被开除。

    

    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只准备采取加入原有的“我们的话”派或是两派合并的方式，以壮大声势。但是，“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陈独秀等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因而加以拒绝。此时刘仁静刚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国，曾试图撮合两派的结合，但终因“我们的话”派提出的要求过高，难以被陈独秀等人接受而未成功。

    

    ９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齐聚老耙子路陈独秀寓所，凑集可以被拉拢的人，一下子就凑了几十个人。拟定的名单中，包括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何资深、刘伯庄、马玉夫、罗世凡、蔡振德、吴季严等。

    

    陈独秀担心名单一旦公布，中共中央一定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于是叮嘱彭述之等人暂时不要公开，看看中央那边的动静再说，因此这件事情一搁就是两个月。

    

    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和陈独秀相继被开除党籍后，他们自认为不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毫无顾忌地开展成立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