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中共任务的信》，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决议措辞强硬：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特殊，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决议还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再次出面对陈独秀做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表示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②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了。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他复信共产国际，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绝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历史最终没有出现戏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０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８页。
５
深秋的上海，寒风瑟瑟，街道两边的树，早已被秋风扫落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着。除了为生计发愁的小贩在拼命吆喝外，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都在躲避着即将到来的严冬。
陈独秀也渐渐开始了他政治上的严冬期。
１０月份他刚过了２０岁生日，仅仅一个月以后便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时常精神恍惚，夜不能寐，脑海里始终冒出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他总喜欢从外部而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而内心里充满着极为强烈的怨恨之情，并且时常流露出脸上。他绝对没有料想到中央会痛下决心开除他，以为自己至多受个党内处分而已，想不到竟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悲剧就在于：在他被迫接受开除出党的结果时，仍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自以为是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陈独秀才找到了这条道路。
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经常到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家里坐坐，有时这些人也到他的寓所去，安慰一下日渐苍老的陈独秀。他们彼此引以为同志，又刚都被开除了党籍，相互间免不了惺惺惜惺惺，发泄一番内心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商量进一步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决定由陈独秀起草一篇分量重的文章，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
经过几天的精心构思后，陈独秀于１２月１０日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１２０００多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通篇充满了为自己辩解和批评他人之词。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回顾了党成立以后直到大革命失败的过程，指出：“我们应该很坦白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他自己的错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觉得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他把自己该承担的大革命失败的部分责任，也一古脑推得干干净净。当然，大革命的失败，绝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卸给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而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陈独秀对中央开除他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