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０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上海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地进行辩论。彭述之三次发言，极力为陈独秀及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他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相反，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继续。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彭的发言赢得了托派分子的喝彩，却遭到恽代英及其他会议代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恽代英等人回去后，及时向中央如实作了汇报。此时，中共中央感到事态更加严重，陈独秀及其同伙是铁定了心要搞党中党，成立反对派，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将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大分裂。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停止这种活动。”同时，通知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动派的文章。”①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书面警告毫不理会。１０日，他复信中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话。”他决心要“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陈独秀在信中，还指责中央领导人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用“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陈独秀心里应该明白，对中央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和攻击，自然会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罚，但他似乎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决意要走上不归路。
中共中央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到陈独秀的回信后，立即在１５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陈独秀及同伙越走越远的反对派行为。会后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的复信，具有很明显的公开反共产国际、反中共六大、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的支部，如果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继续坚持错误，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同时，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精辟地指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最后指出，对反对派“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①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６页。
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首先将陈独秀手下几员得力干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他先开除出党，其含义不言而喻，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但可惜的是，陈独秀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以他一以贯之的个性和作风，他也不会就此罢休，中途退场。如果那样做了，就不是陈独秀了，历史也少了五彩斑斓的趣味。
翌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然认为，“目前既是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托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