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月间，此时的上海，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季节。陈独秀的心情，也随着入夏的气温慢慢升高逐渐好转起来。虽然，他现在仍是国民党以３万大洋通缉的“共党要犯”，并且自１９２７年９月避居上海以来，行动受到限制，只能整日埋头研究文字学，又遭受了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但他渐渐从悲痛和孤独中走出来。于是，他也偶尔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到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尹宽等几个亲密一点的老部下那里坐坐。
一天，陈独秀又照例来到住在上海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彭述之、汪泽楷家中，这里已成为“陈独秀派”分子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文件的活动场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早就从留苏归国学生王平一那里，见到了一系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章传入党内。
彭述之等人最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推行国共合作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中国的翻版，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样一些材料。
后来，他们又从王平一等一批留苏归国的托洛茨基派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据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是有什么电光闪过了他的头脑。接着，他们又将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文章，介绍给陈独秀。
起初，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是把托洛茨基引为异域知己而倾心仰慕的，但对于托洛茨基的其他观点则持不同看法。毕竟陈独秀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之辈，而是一个对诸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因此，陈独秀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汪泽楷等人一起学习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文章时，每次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然后就同他们辩论。
尽管经过彭述之、尹宽等人的一再解说，每次辩论完后，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辩后，陈独秀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到后来，他每次再来时就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尹宽等人的意见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反反复复一次一次地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与此同时，彭述之、尹宽等人还推荐陈独秀到距郑超麟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家名叫“新宇宙书店”，借有关托洛茨基的书籍。这家书店是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中国托派学生开的。陈独秀在尹宽家看的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两本书，就是尹宽从该书店的梁干乔那里借的。
在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学习和辩论托洛茨基的文章及观点时，陈独秀不仅口头上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他们看，一共写了七八篇，或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充分发挥了他文笔好的特长。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是《论中国革命性质，这也是他在１９２８年８月５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１９２９年秋天，陈独秀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只是在革命的性质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这一年的８月至１０月，他又重新恢复了搁置已久的给中共中央写信的习惯，短短三个月时间，他就洋洋洒洒写了几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了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和残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去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的残余。
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农民在革命中只能是一个从属的地位。针对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