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开展非组织的党内派别活动。为了挽救陈独秀等人以及防止党的分裂，１９２９年６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到位于老耙子路的陈独秀家中做思想工作。他们指出，陈独秀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劝其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并未予以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针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影响到党的团结，会议特别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和《政治决议案》两个决议。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的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①。

    

    在《政治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以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这两个决议案的出台，实际上向陈独秀和托洛茨基中国派的接触，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信号，但陈独秀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六），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５页。

    

    与此同时，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中共党内小集团。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等人分头活动，利用各种关系，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他们拿托洛茨基的文章到处给人看，宣传托洛茨基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规模。彭述之、汪泽楷负责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动。马玉夫则利用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工人运动干部的身份，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家绸厂工人支部，还争取了个别工人和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郑超麟则利用其夫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

    

    当时，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认同，还不如说，是陈独秀这个昔日的中共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