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就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背叛革命后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就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权。据此，他认为，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对象，因此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他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
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的问题。陈独秀认为，现在全国仍处于革命低潮，指责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动员社会各界贤达之士广泛参加，从内部来夺取政权。
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总和。因此，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中共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会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但贫农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地站在领导地位，坚决地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上千的劳苦饥寒群众，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来，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殊途同归之效，即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以期达到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①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４３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把自己一些原先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反而把托洛茨基的只言片语当作宝贝，视作真理，并且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从陈独秀的转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贫乏和过于固执己见的性格弱点。陈独秀由一个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步伐之大，速度之快，即便在现在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难怪在当时更是石破天惊，震撼寰宇。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更多的闲余时间，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更没有将其上升到系统化的地步，往往是现炒现卖，将他所能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快应用到革命斗争第一线，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它们投身于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去。因此，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宣传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独秀个性倔强，不随意屈服于他人，但有时又显得固执己见。随着年龄增大，更加盲目地固执己见了。他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导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一直是心有不甘，耿耿于怀。因此，他一旦看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的文章后，立刻感到气味相投，心心相印，于是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一来，他左手刚扔掉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右手马上又拿起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陈独秀的这次转变，彭述之在陈去世后写的《悼陈独秀》一文中，颇有点盖棺定论地将其吹嘘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从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就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反而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有为）梁（启超）分子，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与时俱进历史进程后的一次巨大倒退。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两年前，陈独秀藏身外国轮船上回上海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句发自肺腑之言，至今言犹在耳，历历在目，然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