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与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１９２６年，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同盟，即联合反对派集团，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１９２７年５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年１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后又被“开除国籍”，１９２９年２月被驱逐往土耳其，１９３７年流亡到墨西哥，次年创建第四国际。１９４０年在墨西哥被暗杀身亡。

    

    托洛茨基是俄共（布）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演说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基本理论，就是他撰写的《不断革命论》所宣扬的“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有三点：一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消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贫农及一切私有者；三是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即国际革命论，主张以苏联作为基地，发动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上述这些问题，原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列宁去世后，演变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激烈争论。其中，中国革命是这场苏联党内争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此，托洛茨基相继写了一批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和文章，著名的有《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

    

    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的联共（布）之间的争论问题，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我们也无意再去作何评论。不过，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不仅影响了联共（布）党内外，而且还波及到第三国际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陈独秀恰恰成为了中共这场内部争辩和分裂的主角。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开始拿起托洛茨基的文章来阅读。他越读，就越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上，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知己，尽管在党内并不太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看到精彩处，他又情不自禁地多次提起笔在原书上圈圈画画，做下记录。尤其是对大革命的论述，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深深打动了。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他自己并没有大的过错。他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诿过于已十分不满，认为目的是推卸责任，找他做替罪羊而已。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中宣称，在过去的５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遭受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的危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惨烈。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们，开始时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支持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等等。

    

    陈独秀读后，大为感慨。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原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竟然还有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支持他陈独秀的观点。后来，他在给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注）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回忆说，他只是在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之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了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的真实根源所在，那就是共产国际。他由此进一步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的错误。他甚至旧话重提，指出大革命初期要中共加入国民党，已根本毁坏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它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最后步步向资产阶级投降，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他以此攻击中共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的根源系统地、彻底地指责出来，以致留下现在的祸害。

    

    从陈独秀上述反思来看，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作出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要从托洛茨基那里，吸收对其有利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辩护，以期证明他陈独秀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