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陈独秀一向自认为光明磊落乃正人君子之道，他虽然对中央有不同意见，但犯不着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在党内开展宗派主义活动，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毁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共产党。
而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则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作为自己捞取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一旦个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便毫无组织原则，大闹特闹。郑超麟事后也承认，他们当时反对中央并不是什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而只有人事的斗争，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因此，此时的陈独秀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与汪泽楷、郑超麟、彭述之等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李维汉对当时的陈独秀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共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但是，后来的陈独秀终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渐渐地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２
１９２９年春，上海，淅淅沥沥的春雨伴着一阵阵北风下个不停，太阳偶尔露出云端，送来些许温暖的阳光，但转眼间又被绵绵细雨所打断，紧跟着又是雨雾濛濛的天气。陈独秀似乎早已经习惯了江南天气多变的春天，他整天专心致志地埋头编写他用心血浇铸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就要完成了，他得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以便交付出版。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然后推开窗子，呼吸一下窗外清新的空气，感受春天到来的气息。近两年平静的书斋生活已经让陈独秀感觉到有些压抑，甚至是窒息，以往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似乎真的离他越来越远了，刚到知天命之年难道就真的老了吗？陈独秀不甘心，虽然党内同志背后都称他为老头子，但他并未感觉自己老，他还有使不完的劲，他太需要火热的革命激情，来刺激他快要麻木的神经。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一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急急忙忙来到位于上海北四３０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的寓所，敲了敲门，高君曼开门将其引进屋里。来人见到陈独秀后，连忙叫了声“舅舅”，陈独秀愣了半天，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见外甥来了，陈独秀感到分外高兴。自延年、乔年、玉莹（筱秀）相继死后，陈独秀倍感家破人亡的凄凉。今天外甥特地来看望自己，心里有种别样的亲切和温馨。
陈独秀连忙叫吴季严坐下，沏了一杯茶递给吴季严。问过一些家常后，他问吴季严从什么地方来找到他的。吴季严告诉陈独秀，自己前两年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舅舅住在此处。
一听到吴季严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赶紧要他介绍苏联的情况。虽然他不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并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但他很想了解苏联目前的状况。
吴季严见陈独秀想听苏联的情况，于是立刻将自己在苏留学期间的所听所闻绘声绘色地讲给舅舅听。他说，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现在也闹分裂。１９２６年７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今年２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他接着说道，由于牵涉到苏共中央的内部争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和驱逐回国，吴季严本人也在其中。吴季严越讲越起劲，渐渐地有些眉飞色舞了。他继续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什么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斯大林根本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更适合。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才华出众，盖世无双，在苏联国内深得人心。吴季严如此天花乱坠的一番描述，陈独秀听得很入迷，他绝对没有想到苏共中央也是矛盾重重，怪不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是朝令夕改，让他和中共中央无所适从。临走时，吴季严将从苏联带回国的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吹捧托洛茨基的文章，留给陈独秀看。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而且改变了陈独秀的未来人生道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及其思想观点。
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起初同情俄国资产阶级民粹派，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１８７９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团体--南俄工人协会的工作。随后，创办报纸《我们的话》，宣传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