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仅不到一个月之久，蔡和森就因六大以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加之不少中央委员相继牺牲、叛变、消极，毛泽东等人又在井冈山领导工农红军，因此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立刻由候补中央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并接替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他们趁此机会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了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了，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宗派主义活动。
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汪泽楷，从莫斯科一回来后，立即就去看望陈独秀，并向陈汇报了六大的情况。半年前，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乔年做媒，汪泽楷与杜琳结婚。汪泽楷在六大期间，看到自己媒人的父亲及前中央总书记受到大会的批评，心里感到很不满，再加上对中央的政策早有意见，因此，见到陈独秀后，汪泽楷立即鼓动陈独秀在党内另立山头，与他们一起反对现任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听完后大吃一惊，断然拒绝，并表示不会参与，如果要参加就会另外创造一个新党，而不是在党内搞什么反对派。见话不投机，汪泽楷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创造新党的想法，最早是由张国焘首先向陈独秀建议的。
张国焘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受李大钊的赏识，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各种组织活动。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从中共一大到六大，张国焘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反对武装暴动，遭到周恩来等的抵制和批判。
南昌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后，张国焘逃亡香港，两个月以后又跑回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整饬纪律，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张国焘一向自视甚高，个人权力欲望很强，受到中央的严肃处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在探知陈独秀隐居的住址后，从年２--４月期间，张国焘经常到曾经的老师和不久前才被解除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大发感慨和牢骚，期望得到他认为是同为天下沦落人的陈独秀的同情和支持，为有朝一日能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一天，张国焘又到陈独秀家里来坐，陈独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张国焘对时局发表了一番看法，并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政策提出批评，然后就直奔主题，建议由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工农党。陈独秀不知张国焘极究竟是何用意，于是问张国焘工农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张国焘 尽巧舌如簧之能事，绘声绘色地说，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坚持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听到张国焘讲得如此动听，陈独秀有点动心了，但凭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到如今初具规模，其间经过多少波折才发展到今天，另立山头绝非易事，岂是说做就能做到的。于是，他指出，共产国际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弄不好还会给予严厉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不重视东方问题，只顾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给予有力的支持。
张国焘还不甘心，坚持认为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而非外来的力量。陈独秀继续泼冷水，就目前的内部状况来说，即便有多数人同意这个计划，筹集经费也是很困难的。
想想现在这个样子，革命正处于低潮，经费来源比起共产党建立时还要差得多。就拿他陈独秀本人来说，作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通缉要犯，连公开求职谋生的自由都没有了，整日躲躲闪闪，不得安宁，大规模地筹集经费谈何容易。见张国焘情绪低落，陈独秀只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待今后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随后不久，张国焘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会上，张国焘被视为大革命时期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评，由于他作了检讨，因此重新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留在莫斯科。张国焘组织工农党的计划胎死腹中，不了了之。想不到现在汪泽楷又旧话重提，陈独秀只好以此来打发汪泽楷了。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在党内另立新党，一方面是他预料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等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六大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批评了大革命结束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采取的左倾盲动错误，调整了中央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