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中，陈独秀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一共个，所采用的字母形体，在他看来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是，他也根据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能全部实用的实际情况，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９个结合声母及３个单声母。
书稿完成后，陈独秀将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商务印书馆害怕由此惹祸，因而不敢出版。但陈独秀毕竟是“五四”时期的文坛领袖，非一般无名小卒可比，于是胡适、赵元任、王云五等社会名流共捐赠稿费１０００元，使陈独秀暂时得以维持了一段清苦的生活。
第二章创造一个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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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五四”时期以来意气风发、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力巅峰，沦落到几乎四处躲藏、销声匿迹的地步。政治上的失意，让陈独秀有些消极，同时也让党内一部分人对他的际遇产生了同情。这些人以后慢慢地由同情、支持，发展到没有陈独秀亲自参加的小派别----“陈独秀派”，并在中共党内开展不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取消派，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时，参加这个派别活动的人，主要有彭述之及其妻子陈碧兰、郑超麟、尹宽、何资深、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任曙、陆沉等，他们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到中共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彭述之在五大时，就因坚定支持陈独秀而受到过批评，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职务，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郑超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编辑，以及中央出版部部长；
尹宽先后担任山东区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担任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继毛泽东之后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蔡振德担任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先后任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
刘伯庄先后担任了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和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曙（任旭）担任过中央长江局委员和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先后担任了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委书记。
这些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是他们认为“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感到不满，为陈独秀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在六大以前，由于上述人员还各自担任着各级党的领导职务，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和部门，因此他们的活动尚未公开化，显得比较隐蔽，以至于没有引起党内的重视。除此之外，当时陈独秀对党还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因而他本人并不支持这种分裂共产党的活动，毕竟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等人亲手缔造起来的，他不愿也不想看到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据当事人郑超麟回忆，他们曾经极力争取说服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独秀一口回绝，坚决表示不参加反对党的任何活动，而且反对搞宗派主义。此时，陈独秀仍然希望瞿秋白、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渐渐接受他的意见。他甚至相信虽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共产国际会觉悟起来而且会接受他的主张。
他非常自信自己给中共中央的意见十分正确，不带有任何偏见，完全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个人品质和作风上来衡量陈独秀，应该说他是合格的。他一直认为，从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候起，他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都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干部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他的工作作风是正大光明的。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党内受到批判，就马上站到反对派的阵营去，还是有比较强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因大革命后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受到批判，而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余飞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秘书长李立三等人则回到了国内。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