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陈独秀担心共产国际一再要他到苏联去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个幌子，目的是让他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甚至还担心自己离开中国后，孤身一人在外恐怕遭遇什么不测。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怎样劝说他去苏联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反正他都一概予以拒绝。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隆重举行。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向忠发等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以及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红军的毛泽东、朱德等人未能与会。
瞿秋白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整个报告长达７万字，讲了很长时间。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也作了政治报告。
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①黄玠然（文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会后，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于过于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因而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在大会讨论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时，与会代表就陈独秀对于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的代表主张应根据党的纪律，对陈独秀进行严厉的处分。王若飞对陈独秀所犯错误则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在去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也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由于王若飞及其他一些代表的工作和努力，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用了这样一段比较公正的话：
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
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①
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刻意回避了陈独秀的责任问题，而是采取中央领导集体承担的方式，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连“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几个字都没有提。应该说，对于陈独秀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公道的，也是他能接受的。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却使得原本客观公正的评价严重地走样。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５页。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邓中夏、王若飞等人继续留在莫斯科。王若飞还特地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六大的情况，并劝他不要再消极了，要站在六大的路线上重新为党工作。陈独秀阅毕信后，心里显得比较平静，未作出什么激烈的举动。以至于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他在中共中央的信中也坦然承认道：“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所以，当张国焘在六大召开前后，鼓动陈独秀反对六大选举的中央，另立一个所谓的工农党时，陈独秀明确地加以拒绝了。
中共六大以后，陈独秀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在拒绝参加六大时，陈独秀曾明确表示不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以与往常一样为中央刊物多写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得好的话，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在六大召开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独秀的对立情绪可能会导致其另行办报和组建新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的领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出乎预料的，正因为无法预料才使得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丰富多彩。陈独秀的人生轨迹也将发生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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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音韵学是陈独秀一生的个人兴趣和学问爱好之所在，不管是奔波忙碌于革命活动，还是执教鞭于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