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设法营救，但都无功而返。在狱内，陈乔年也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敌人多次对乔年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６月６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就义，死时年仅２６岁。
陈乔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女儿玉莹（筱秀）急忙从老家安庆赶到上海，来料理后事。看到胞弟牺牲的惨状，筱秀悲恸欲绝，终因伤心过度而死，年仅２８岁。后事皆由汪孟邹料理了事。不久，高晓岚也终因受不了３个子女接连去世的沉重打击，而在安庆病逝，度过了其并不幸福的一生，终年５２岁。
幼年丧父，陈独秀无法感受锥心之痛，而一年之内失去３个子女，却让他感受到了中年丧子的人生悲剧。人生三大不幸，已得其二，夫何言哉？况且自己既遭国民党通缉，东躲西藏，不得安生，又在党内受到批判，难以得到同情和理解，家仇国难集于一身，让陈独秀真是欲哭无泪。但是，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有暗自垂泪，默默地独自品尝这份苦痛。
有一天，同乡好友潘赞化来看陈独秀，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为延年、乔年兄弟设位烧纸钱。陈独秀望着高君曼的背影，摇摇头地对潘赞化说：“迂腐。”以至于潘赞化都认为陈独秀有点不近人情。其实，陈独秀又何尝不怀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他不想也不愿把强烈的悲愤之情表露无遗，以求得旁人的怜悯，内心的痛楚只能由他自己独自来承担。家破人亡，人间悲欢，让年届知天命的陈独秀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４
１９２８年３月，上海，冬天的寒冷尚未完全退去，春天的阳光还只是偶尔关照冒出尖尖细芽的小草，街上的行人仍然裹紧了衣服在春寒料峭中急忙走着。
这一天，中共中央派人来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将于６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即予以拒绝。鉴于陈独秀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又对中央的路线提出过重要意见，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其列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但是，与“八七”会议恰恰相反的是，那时陈独秀本人就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但遭共产国际代表的阻挠未被邀请。这一次，他人在上海隐居，却特邀他远赴苏联参加六大。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奈而又显得有些滑稽。
当时，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参加六大，中共中央派人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但都未能取得成效。除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瞿秋白等人亲自登门拜访，诚恳邀请外，此外还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来劝说他，也都是无功而返。陈独秀为何再三拒绝邀请呢？是否像王若飞所想的那样，是怕苏联共产党当时“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缘故来打击他”？陈独秀的这种担心也并非是多余的，但是也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更深层的原因。
其一，自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日益滋长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不满情绪。陈独秀认为，自“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一些做法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位上了５０岁的老人。尤其是在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的问题上，他十分反感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期间居高临下、越俎代庖。
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国际代表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部推脱给他陈独秀来承担，并且把他当作替罪羊，发动党内同志来批判他。对于有些善意的批评，陈独秀或许还能够接受，但对于他所谓的“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坦承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他始终坚持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他陈独秀一个人的错，而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以及革命力量太弱小所导致的。
其二，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指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身上，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对当时劝其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