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１３日正当广州起义时，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和“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这一点，则苏维埃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些观点表明，陈独秀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是正确的。
他赞成举行广州起义，认为广州起义无论是成败，都应该举行。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处于左倾盲动主义的支配下，陈独秀的错误意见自然不会被接受，正确的部分也未被采纳。然而，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３
１９２７年底的一天，天空灰蒙蒙，呼啸的北风透着刺骨的寒冷，街上的行人稀少。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偕夫人史静仪，急急忙忙地从街上走过，赶到陈独秀的寓所来看望父亲。在哥哥陈延年牺牲后，乔年觉得有必要经常来看看日渐衰老的父亲。虽然在他和哥哥的眼里，父亲更多的是一位整日四处奔波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从小就呵护他们成长的慈父。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至亲，尤其是父亲刚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肯定心里感到很寂寞，作为儿子的他，时常来看望一下父亲也是人之常情。
见儿子和儿媳来了，陈独秀很高兴。但是一谈到革命的问题时，父子俩就话不投机，争辩了起来。史静仪见两人吵起来了，连忙向陈乔年使眼色，并说道，“你们俩很少见面，还是不要谈这些吧！”再聊了一会儿家常，陈乔年与史静仪便匆匆跟父亲告别，回家去了。史静仪是湖北武汉人，曾是最早到苏俄留学的女共产党员。回国后，在北京工作期间，与陈乔年认识并结合。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的家庭情况。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安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小名高大众）结婚。婚后两人育有３子１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玉莹（筱秀）。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双双出走后，又生下１子１女，子美、鹤年。由于陈独秀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及宣传活动，因此与子女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以至于有人说他是“父子情薄”，这并不属实。
但是，陈独秀对子女尤其是延年、乔年兄弟的要求十分严格，却是千真万确，说他是“严父”则当之无愧。１９１５年，陈独秀要延年、乔年两兄弟到上海来读书。兄弟俩刚到上海时，与父亲、姨妈高君曼住在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兄弟俩便搬出去独居，自闯人生。当时，高君曼见兄弟俩孤苦伶仃，想叫他们搬来一起住，陈独秀大发雷霆，骂高君曼是姑息养奸、妇人之仁，高君曼只得作罢。１９２０年２月，延年、乔年赴法勤工俭学，起初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在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北四路恒丰里１０４号，陈延年等人正在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下午，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１０４号，陈延年等人被捕，被押往龙华监狱。陈延年立即给汪孟邹写信，请其设法营救。汪孟邹找到此时正在上海的胡适，胡适将信转交给曾与陈延年相识的吴稚晖。吴稚晖立刻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称已捕获到陈延年。杨虎接信后大喜，马上带人赶到龙华监狱，提审了陈延年。７月４日深夜，陈延年被国民党用乱刀砍死，五马分尸，年仅１９岁。陈延年就义后，国民党当局竟下令不准收尸。
就在哥哥陈延年牺牲不到一年，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英勇就义。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６日，在陈乔年主持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因叛徒告密，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及江苏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被捕。起初，陈乔年等人被关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翌日，被引渡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刚被捕时，敌人并不知道陈乔年的真实身份，因为陈乔年化名王某。虽然敌人想方设法，用尽各种手段想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但都未能得逞。
得悉儿子被捕后，陈独秀十分焦虑，担心乔年再步延年之路，遭遇不测，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