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上海也亏得汪孟邹叔侄的周密安排。汪孟邹是陈独秀１９０２年春再次去日本途经南京时结识的安徽同乡汪稀颜的弟弟。当时，陈独秀写了２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一书，正准备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汪稀颜写信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汪孟邹，称陈是“皖城志士”，要他接待陈独秀的来访。自此以后，陈独秀与汪孟邹结下终生友谊。
１９０４年，陈独秀就是在汪孟邹开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楼上创办和发行《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改为《新青年》），也是经汪孟邹介绍后，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陈独秀在上海生活窘迫时，也多次得到过汪孟邹的接济和资助，因此他对汪孟邹叔侄的鼎力帮助心存感激，无以言表。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移到上海。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郑超麟等人，乘坐日本军舰也抵达了上海。瞿秋白、李维汉代表中央前去看望陈独秀。在谈到今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时，瞿秋白对陈独秀说，中央打算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取名叫《布尔什维克》，要陈独秀经常写些文章予以支持。陈独秀正在上海闷得慌，于是立即答应下来。
搞文字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等杂志时，陈独秀都是激情飞扬，创作了一大批宣传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革命卖国政府的文章，影响了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看到自己的拿手好戏将要派上用场，陈独秀甭提有多高兴。于是，他又爆发出惊人的写作能量，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由于隐蔽在家，收集信息不易，他便经常翻看上海及各地的各种报刊杂志，找些写作的题目。
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时，《申报》刊登了汪精卫的一个讲话稿，竟表白自己要“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陈独秀看后，十分气愤，他鄙薄汪精卫的为人，对他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于是，他以“撒翁”为笔名，一口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和《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篇杂谈，揭露了蒋汪合流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批驳了汪精卫的虚伪言论。
此时，陈独秀的创作欲望十分惊人。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布尔什维克》创刊到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７日第１９期停刊，他一共发表了１４０篇“寸铁”类的短文和杂文。以至于有时正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来看他时，也劝阻他别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但陈独秀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在继续给中共中央写信，阐述他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执行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看法。他不同意中央对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的判断，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退却和防御为主的策略。他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绝不会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会迅速地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会那样快地高涨起来，要适当地保存革命力量，待革命高潮到来时再举行武装起义。他强调，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即便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切不可存在“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这段历史时，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些，作出的评价也许会更加公允一些。当时，陈独秀囿于条件的限制，避居上海，只能根据其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的失败。因此，他的许多看法和观点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但是，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是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共产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我们党的政治纲领急需确定下来，应该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