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争辩道：“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并用力将意见书撕碎，扔到了地上。
与会代表见此情状，目瞪口呆。陈独秀在党内一贯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则主张上山。毛泽东也点头表示同意，认为如果不保存实力，将来一旦发生事变，我党就会束手就擒，无力反击，而上山则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见此情状，只好回答说：“同意上山。”①
１２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５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是陈独秀自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其实，共产国际的训令早在６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局面能够有所挽回，甚至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但奇迹没有出现。
拖了半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并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此时，苏俄政府派出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前来武汉的途中。于是，鲍罗廷赶在离开中国之前，执行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太上党”--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最高领导层。
当天，鲍罗廷约陈独秀等人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共产国际总要找一个人为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做替罪羊，不是我陈独秀，就是别的人，与其让别的人背黑锅，不如自己来背黑锅，我陈独秀素来敢作敢为。想到这里，陈独秀又觉得有些心安了。
也许是担心陈独秀心里不好受，鲍罗廷安慰了陈独秀几句，并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共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时，还建议瞿秋白和正在住院的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学校。陈独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鲍罗廷的建议，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他必须对全党有个交代。
与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立即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辞职书，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请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实际上，共产国际训令已经指令中共另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的辞职报告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５页。
随后，陈独秀抽空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他把各种文件整齐地叠放好，将自己的私人物品装进了包里。当时，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临走时，任氏兄妹送陈独秀到了门外。陈独秀神色憔悴，表情复杂，脸上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对他们咧了一下嘴，算是打了招呼。
出门后，陈独秀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手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同行的是秘书黄文容（玠然）。他们乘船到达武昌，住到党组织在武昌的地下机关一家纸行的楼上。
７月１５日下午，经过多方布置后，汪精卫等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会后通过了一系列“分共”决议，史称“七·一五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经历了近四年的风风雨雨后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这也标志陈独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代的结束。从此，他将回归到一种平静的生活。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叱咤中国文坛、政坛多年的风云人物，显然他不会甘心于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在这里又将展开一幅新的画面。
第一章人间变成“苦闷的囚牢”
１
江城武汉，自古被称为“九省通衢”，乃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以来，江城武汉见证了大革命的轰轰烈烈，也留下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英勇捐躯的鲜血。此时的武汉，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勃勃，显得更加死气沉沉，到处是惊恐万状、劫后余生的荒凉景象。
１９２７年７月底，正值武汉的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挡。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一起住在武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