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难得如此清闲。自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来，或忙于著书立说，或忙于政治活动，或忙于教书育人，或忙于交际应酬，平日里他总是忙作一团，难得有一分属于自己的轻松时间。表面看似清闲的时光里，却掩饰不住陈独秀内心里炽热的火苗，他在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中国革命究竟怎样了？我陈独秀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难道中央不都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难道共产国际就没有任何错误吗？他想来想去，始终找不到答案。他有太多的话要对人倾诉。
陈独秀顾不上酷暑的炎热，也顾不上自己已经停职，提笔疾书，给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把一切工会、农民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第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第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他不知道这样主张向国民党全面退却的建议，显然不会被中央所接受的。
写毕，陈独秀用毛巾揩了揩头上的汗水，将信递给黄文容，嘱咐他尽快去一趟汉口，把信交给张国焘和瞿秋白。黄文容接过信看了一眼，陈独秀问他感觉怎样。
“汪精卫已制裁共产党，你的意见中央怕是难以接受。”黄文容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先送去吧。”陈独秀还抱有一线希望。
下午，黄文容从汉口回来了，脸色有点难看。
黄文容刚一进门，陈独秀急忙问：“交去了？”
“交去了。”
“怎么说？”
“没有接受。”
黄文容如实地回答道。
陈独秀听后，只是“哦”了一声，似答非答，便不再做声。此时，他仍然希望黄文容带给他有利的一些好消息，但不久还是失望了。
过了一会儿，黄文容看见陈独秀情绪有些低落，于是又打开了话闸。
“国际又派来一个代表罗明纳兹，带来了国际的训令，打算近日开一个紧急会议。”
“你听到国际训令的内容没有？”陈独秀急忙问道。
“可能与改组中央有关，另外，鲍罗廷要回去了。”
“鲍罗廷和瞿秋白上庐山，回来了吗？”
“回来了。”黄文容答道。
就在陈独秀蛰居纸行楼上，很难得到外界消息的时候，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足以改变陈独秀的未来人生之路。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江西南昌，一阵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率领起义将士３万多人，向盘踞在城内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时间，枪声呼啸，喊声震地，火光四射。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南昌城内的反动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
８月７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张太雷、任弼时、陈乔年、邓中夏等２１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会议。李维汉主持会议。由于武汉笼罩在汪精卫政权的统治之下，到处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枪声，因此会议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会议集中批判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并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对策。
在议及陈独秀的处理问题上，任弼时建议陈独秀可去莫斯科。随后，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３人为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会期仅有一天，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已没有了陈独秀的名字，实际上是解除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
但鉴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共的巨大作用，因而对他没有作任何处分，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特例吧。陈独秀去职后，瞿秋白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着手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８月中旬，瞿秋白、李维汉来到纸行楼上看望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