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玩弄所谓“晋西大保卫战”的花招，面上一副坚持抗战的样子；一面通过在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积极活动。受“共同防共”的利益驱使，日军渐渐停止了对晋绥军的进攻，并放松了对阎方的经济封锁。阎锡山则在加强“内应工作”的招牌下，提出了将部分兵力移放到日军占领区充当伪军的计划。这样，一是借日军发展自己的实力；二能协助日军“剿共”；三还可以为以后返回太原时增加警卫力量。神不知鬼不觉，不给人以投降妥协的口实，这个算盘打得精明周到。阎、日双方一拍即合，阎的骑兵军长温怀光在阎的授意下，与日军商定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一个师的兵力，到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的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将其改编为共同的反共部队。1942年6月，按着编好的剧本，阎锡山演出了一场送兵戏，由阎军“被俘”官兵组成的“山西剿共军”在太原宣告成立。此后，阎军便屡屡派出官兵加入到日伪军的行列，日军特意在汾阳、临汾等地设立所谓“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而在阎锡山统治区内，也出现了日、伪、阎三“友军”的怪现象。 1943年春，占领太原的日军又提出了“日、阎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方案”，称：由阎派官员到太原参加日、伪政权，逐步建立“日阎合流”的山西政权，实现政治合作；日军同意晋绥军向汾河以东地区发展，实行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厂矿，双方共建“董事会”，实行经济合作。此方案立即得到阎锡山的响应，阎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开展政权，重光山西”的口号，为进一步的勾结和投降行为作掩护。接着，阎锡山就派遣亲信干部到日伪区担任县长，派人到日阎合办厂矿的董事会任董事，与日军签订《秘密协定》，在汾东地区和上党地区“合作剿共”。至此，阎锡山与日军的“全面合作”疯狂展开，集中进行所谓“开展政权”的工作，双方协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阎伪政权。

    

    到1945年4、5月间，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意大利和德国已先后投降，苏联向远东出兵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已成定局。阎锡山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抢占太原城，以恢复他对山西的独裁统治，就进到与太原邻近的孝义，亲自出马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勾结和交易。八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企图钻同盟国之间矛盾重重的空子，逃避同盟国对它的制裁和束缚，苟延残喘以图死灰复燃，就利用中国封建军阀的独裁心理，提出所谓“单独向中国投降”的阴谋，选中了阎锡山作为突破口。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亲自从北京飞到太原，到孝义当面会见阎锡山。高桥坦向阎提出：日本希望避开同盟国各国，直接向中国投降，请先生代日方向蒋介石先生说话。成功后大家有利。阎锡山此时觉得，日本人现在是有求于己，自己可以伸直腰板了，就先装模作样地敷衍了一番，而后提出了所谓“寄存日军武力”的方案。他借口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又有中、苏、美、英同盟关系，单独接受日军投降，会影响国家的体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寄存武力”。所谓“寄存武力”，就是只改变日军的番号，日军仍可保有原来的武装。说白了，就是把日军变成他的军队。阎锡山为了消除日方的顾虑，进一步推心置腹地对高桥坦表示：我是最前线的战区长官，虽无权代表国家接受投降，但对在战争中被我打败的军队，我有处理的责任，也有改编这些军队的权力。因此，让华北所有日军都向二战区投降，我可以战区长官名义，分别改编，给各部队暂编番号，向重庆政府备案就行了。生米做成熟饭，重庆方面也无可奈何。即使同盟国家提出质问，重庆政府可将责任推到战区长官头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做，你们体面地保存了武力，我也扩大了军队，彼此都有好处。听了这番话，高桥坦感到十分惊奇。既惊奇中国统治阶层上下欺骗的圆滑狡诈，更惊奇阎锡山如意算盘的无赖精明。他表示：如此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我是个军人，唯有服从命令行事。你的这种美意，须请天皇裁决，如认为可行，再继续商谈。后来，阎锡山的计划虽然未能推行到全华北，但在山西是实行了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惜利用侵略军的武力。这种寡廉鲜耻的行为，是他长期与日军勾结的结果，也是他的反人民立场的集中暴露。

    

    五、顽固反共 残害民众 机关算尽也输尽

    

    一面对日伪好言抚慰，一面是迫不及待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打响大规模内战第一枪，上党战役遭惨败；今非昔比，已到穷途末路，只能依靠特务维持统治；山西战场上，屡战屡败，节节败退，剩下太原一座孤城，大势已去，溜之大吉；无可奈何花落去，机关算尽也输尽。

    

    内战急先锋 上党战役赔本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