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直奉反冯 势力扩大到绥远
1925年冬，奉系以4个军团的重兵向冯玉祥部发起大规模进攻，吴佩孚则派兵由津浦路北上与之呼应。奉军将领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而与冯联合，率所部占领山海关，并将部队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东北革命军的倒戈，将奉军推入了困境。张作霖只好调动主力回军东北，在日军的支援下，才灭掉了这一心腹大患。冯玉祥于是趁机尽占关内地盘，并独享了北京政府权力。张作霖气急败坏，转而对数月之前还恨之入骨的吴佩孚大唱赞歌，表示“只要扑灭反复无常叛主卖友之冯玉祥，其它无所企求”，恳求吴佩孚迅速北上。
这种形势下，阎锡山表面上两不得罪，圆滑应付。当国民军从北京退出时，他允许其眷属由山西过境；但另一方面，他又与吴佩孚相互勾结，阻隔国民军河南与直隶间的联络，使国民军所占的地盘处于直、奉、晋三方面的分割包围之中。各方竭力拉拢山西，而阎锡山在大局不明朗之际，又以他特有的策略，进行着多面敷衍外交。各方代表走马灯一般来到太原，利用种种关系，想方设法与阎锡山见面，力陈与自己联合的好处。冯玉祥的代表张吉士说：张作霖因为内部倒戈，已经元气大伤，只能在关外苟延残喘，再无力来中原逞强。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已在上次战争中损失殆尽，现在拼凑起来的杂牌军队，战斗力自然难比当年。而国民军占有华北平津，尤其是察哈尔、绥远一带，与山西是唇齿相依的形势，山西与国民军合作最为妥当。阎锡山敷衍一番，哼哼哈哈，含胡其辞地点头；吴佩孚的代表顾祥麟极力替吴大帅吹嘘：玉帅原本就实力很强，经过这些日子在湖北大力整顿，现在的实力胜过从前。对冯玉祥的倒戈，一直耿耿于怀，要与东北的张雨亭携手，对冯大张挞伐，希望山西能够站在玉帅一边。阎锡山表态说：冯军不但是玉帅的敌人，也是山西的敌人。玉帅如果发动义师，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也理当竭力协助。奉系代表于国翰则透露，不但中国人对冯玉祥痛恨，连日本人也怕冯一旦成功，中国会全部“赤化”，因此愿意帮助雨帅消灭冯的势力。这次，雨帅决心和吴大帅合作，打倒冯玉祥。如果咱们三方合作，就可以胜券在握了。阎锡山回答说：雨帅和玉帅在中原会师的时候，我们一定追随。
阎锡山十分清楚山西的处境。他看到山西有被国民军包围并瓜分的危机，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抗争。张作霖连年征战实力也已大不如前，此时又受内部兵变的困扰，没有力量援助山西。解围的希望，就寄托在吴佩孚北上。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自己出兵石家庄，曾得罪于直系；而当下要保持与冯玉祥在面子上的联合，又不便于大张旗鼓地与吴佩孚来往。思来想去，他决定派一个资历浅而不为世人注意的小人物，前往吴佩孚处联络。这个小人物就是《晋阳日报》的主编梁航标。梁航标到汉口见到吴佩孚后，先是转达了阎锡山表示悔过的自责之词，恳求吴大帅不念旧恶，共图大局，并保证在直系军队北上之时，山西军队可东出太行，南攻陇海，击溃国民军的二、三军，然后与吴大帅合力围攻国民一军。阎锡山的悔过、恳求和建议，正合吴佩孚之意，于是也就一拍即合。
1926年的春天，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合力反冯的战争就拉开了序幕。直系军队从湖北北上，攻击国民二军；晋军出太行，出娘子关，攻击国民三军；奉军迅速入关，威胁和攻击国民一军。三方联合，对冯玉祥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冯玉祥见形势逼人，为避免国民军遭受三方的联合打击，就通电辞职，国民军退出北京，军队由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指挥，自己则出国赴苏联考察去了。冯玉祥虽然下野，联合反冯的攻势并未因此停顿，4月6日，三方下达了总攻击令，倒冯战争于是全面铺开。
4月中旬后，国民军退出北京，东路军抵挡奉、直军队的进攻，西路军则在山西北部与晋军交了火。开始阶段，晋军溃败，损失惨重，使阎锡山很是紧张。他把军队撤到雁门关一线，心急火燎地请吴佩孚支援。同时就准备自己的后退之路，让部下在京津为自己购买房屋。
此时，形势却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