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封“在台三晋人士于阎在世时的一封公开信”，其言辞更不客气。信中说：“你在山西执政近四十年，做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民四你对袁世凯劝进，民六参加督军团祸国，民七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民十二助曹锟贿选，民十五出兵袭击国民军，民十九背叛中央，民二十以后阴结共匪，贴祸党国。……你一生投机取巧，反复无常，蔑视党国，只图自身利益，惯于骑墙观望，利用机会，以求达到你的需要与存在。……”将阎锡山满面抹黑，说得一无是处，其用词用心，显然也非等闲之辈。
大陆方面，对阎锡山严词贬抑，情有可原，亦是历史常有应有多有的情况。台湾国民党方面，对阎锡山有如此多的不满和贬损，应当说也是有其理由的。上述引文中列举的各项指责，你能说它哪一件不是事实呢？
复杂的历史造就复杂的人物，这当然不完全是阎锡山个人因素造成的结果。
历史造就人物和人物创造历史，也如一枚银币不可分的两面。辛亥革命以来纷纭复杂的民国史造就阎锡山这样的人物，而阎锡山的活动，也给历史增添了一份特别的内容。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在根本上结束了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存在。但是，历史的惯性却不那么容易改弦更张。革命后的中国，与其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如说还是陷入了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封建割据的局面。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由统一到割据，由割据到统一，几乎是一个循环的模式。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就成为有头脑的人们观察时势发展趋向的一个向导。代表统一的中央政府衰败之后，各种力量纷纷拔地而起。既有农民革命起义的洪流，也有藩镇、地方官员反戈和趁机起事的豪绅实力派，还有境外民族入侵势力。各种势力围绕占地、抢权的中心问题，进行昏天黑地的大拼搏。分分合合的混战中，历经“大浪淘沙”般的选择过程，败者被淘汰出局，成为“佟保皇ふ叩靡哉莆胀骋缓蟮恼权，是为“王”?
这种反反复复的演义，积淀下厚重的文化观念，趁天下大乱而起事，几乎成为有抱负或野心的人们本能的反应。如诸葛亮的《隆中对》那样精辟预见天下大势的固然不多，但身处乱世，存心窥测王权者却为数不少。
辛亥革命后，中国又进入一次“合久必分”的局面。形形式式的实力派，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在这块饱受苦难蹂躏的大地上开始了争斗和撕杀。他们依仗手中的枪杆子，把国家分解得支离破碎；巧立名目，千方百计争夺中央政府大权，“逐鹿中原”，演绎着春秋战国一样的合纵连横的故事。真是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党，保皇党，复辟派，各方军阀，纷纷上场亮相。
当然，毕竟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演义模式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尽管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勇敢地完成了结束封建政治的历史使命，打出了一面崭新的民主共和的旗帜；
尽管与厐大的农民队伍相比还非常弱小，中国的无产阶级也还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响应席卷世界的共产主义潮流，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率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同盟军，以“造反有理”的壮举撼动着压在头上的大山。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让这种封建割据增添了殖民性质。在前台表演的各路军阀，除去他们各自的利益驱使之外，相当多的，或者说更多的成分是代表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正是如此复杂的矛盾，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民国史。
在这纷纭的时势中，阎锡山处于什么位置呢？
他有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于满清王朝的腐败，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应当说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到日本留学，接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成为“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参加并领导山西的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始阶段，他属于反封建的革命派。
在山西起义成功之后，他手中有了军队，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把山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手中，苦心经营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成为一个占地割据的地方实力派。
随着实力的增强，羽翼的丰满，他的对外扩展的野心不断膨胀，积极参与到“中原逐鹿”的混战中去，势力范围渐次扩大。西探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