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的太原武装起义，当选为山西大都督，从此开始了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由一个偏僻山区省份的小军阀发展成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势力所及，达到四省二市，控制了华北、京津，并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成为左右当时中国大势的重要人物之一。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作霖（张学良）并称，为民国以来的大军阀。
为了经营和建设山西这块根据地，阎锡山煞费苦心。和其他军阀一样，一是不断竭力扩大军队，因为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二是不断谋求扩大地盘，因为地盘就是权力和利益。而其他军阀不做或做不到的，阎锡山还做了许多，如着力于发展经济，包括发展工业，发展农业，发展交通，在不少方面都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而他独树一帜的所谓“理论”体系，更是其他军阀难以相比的。
他能够与共产党联合，在山西高举抗战旗帜，使山西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他又是向着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打响全面内战第一枪的反共急先锋；
他曾经领导了大小军阀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并且与蒋介石长期相互算计，勾心斗角；
他又是几大军阀中追随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唯一一个。他未能像冯玉祥将军那样为争取民主而追随人民革命，又未能像张学良将军那样为民族利益而不顾生死，也未能像李宗仁先生那样最终投入人民怀抱；
他精于算计，善于韬晦，为达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常常为得利而不惜背信弃义，常常在讨好各方中左右逢源，许多重要关头朝三暮四、纵横捭阖的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他重视舆论，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构建组织，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笼络人心，为长期的统治打造牢固基础；
在乱世中崛起，他留下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智慧和谋略；坚持顽固反共反人民，也留下了被后人指斥批判的踪迹；他的独特的行事策略，还留下了不少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谜。
透过众说纷纭，试看尘埃落定
在大陆这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诸多出版物对阎锡山的评价大体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战犯”，讲到他的活动，必冠以“反动”，论及他的做为，也必称作“罪恶”。这是一种难免的历史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清除极“左”影响，文化日渐多元，评价趋于客观，又突出揭露他“两面三刀，钻营投机”的特性。不过，对他的所作所为，开始有了趋于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对他的深入研究也显现出不错的开端。
台湾方面，对他的褒扬，自然很多。以最近的说，在纪念他一百二十周年的若干文章中，就不乏充满崇敬之情的赞颂。如一篇文章中称：“先生是同盟会山西最早加入者，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领导者，山西政经建设的奠基者，北伐之役北方的先驱者，抗日战争北方的支柱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维护者，世界大同的设计者，中国建设的策划者。”这一串“者”，尽管没有加什么豪华的修饰词，也没有用什么“家”，什么“英雄”之类的尊称，但对阎锡山的评价，可谓尽善尽美，达到了“完人”的高度。
还有文章说：“说到阎伯川先生创造历史……，谨列举其中较具体而重要的四点如下：一、献身革命；二、建设山西。民国初年至北伐成功前，伯川先生以‘保境安民’号召，努力建设山西，以致山西政治修明，人民安居乐业，被誉之为‘模范省’；三、积极抗战；四、撑持危局。”
而对他的公开贬斥，亦是言辞激烈，针针见血。如在阎锡山逝世之后六、七天，针对有些人鼓吹应对其实行“国葬”的提议，台北的《民族晚报》专门发表一篇社论，名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社论说：“阎氏四十多年的政坛生涯，固然有受人赞扬之处，但受人指责的地方，亦颇不少。举其著者，如民国四年附和袁世凯帝制运动；民七年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
民十九年背叛中央，掀起南北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十九年四月五日中央下令通辑等固无论矣，即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
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综合阎氏一生历史，纵不能罪多于功，至少是功过兼有，瑕瑜互见，哪里符合《国葬法》所规定的‘有特殊勋劳，有伟大贡献？’他的一生又哪一件增进了国家地位、民族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