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想干什么？想学技术。不是养蘑菇那种技术，是长远的，有用的。有意思，还能赚来钱。我也说不准那是什么，这事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也在找呢。你看，一下子碰上机会了，也要花钱。花多少钱也得学。
“我看现在太自由了。过去那么干，太苦，人不能不享受。现在好多人又太闲散，一天只干半天，有时候一天都闲着。我不行，年轻轻的，闲就闲过去了。前两年我干林业，活也不太多，可全天都要用上。去年9月我接一个嫌累不爱干的人进矿，在井下推车，一天七八块钱。咋不累？要有毅力，你说是不是？”
李文元从包干开始就没清闲过。1983年初，看人家都养兔他也养了20多只，但是他看人家买小四轮的大把挣钱，心里着急，便四处找门路。1983年底他终于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一对鹿茸能卖七八百元的信息，印象极深，马上筹了1400块钱托人去秦皇岛买回两对。
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模范团员”的奖状。
▲大寨人之九：贾岗勇
1985年他贷款八万元买了辆黄河牌大货车，人们都说他没闹好，破产了，现在背着十万块钱债无路可走。
我们上午十点多去找他时，却见他坐在家门口和几个小伙子打麻将。他今年30岁，穿一身咖啡色西装，城里的发型，说起话来乡音也不重。
我不发愁，”贾岗勇说：“老年人不开通，看我欠下八万就觉得了不得。我挺有信心，过去有，现在也有。一路起来，三四年之内就能大翻身。
“我早就想买车，并不是赵素恒带什么头。咱是贷不来款。八五年不是好贷款吗？大寨这八辆汽车差不多都是那时买下的，形成一个高潮。现在车太多了，没活干了。
“开头我想得挺好，算着一年能挣四万，两年还清贷款。”后来我去太原呆了两年，也是找不下活来，停停干干，刚够交养路费。上个月我就回来了。今年下半年也没办法，煤矿全年的订货是三万五千吨，基本拉完了。”
我们想请他详细谈谈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可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好办”，便转个话题谈大寨。
“大寨人，唉，咋说呢？没志。宁在家里闲着也不出去找活干，钱少了不干，多的又找不下。也没人好好组织组织。我对大寨的前途挺悲观的。”
接着，他又把大寨的干部详细分析了一下，谁的志向如何，才干怎么样，能不能成大事，等等，一直谈到上灯时分。
看着大寨的满村灯火，听他谈着这人村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寨的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起来。
它是集中式的旧体制里的一个当之无愧的样板。贫苦勤劳的农民们在几位党教育出来的农民英雄的带领和督促下，战天斗地，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多打粮食的任务。
当大寨人被迫转向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新体制的时候，他们有点手忙脚乱，并且时常留恋着昔日的光荣。但他们凭着客观条件的优势不很困难地过上了舒服日子，同时也显出了自己的农民本色，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显得才干不足，冲劲不够，心气不高。
也许这是中国农村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吧。一代新人要成长起来，一个新体制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方面成熟起来，总应当允许农民们花几十年的时间。
其实，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
集体事业的风风雨雨
1982年时，平均每个大寨人一年收入204元，去年这个数是608元。尽管分配得不那么均匀，但家家都有电视机，谁也不愁吃不愁穿。
1982年时，大寨全村的总收入是21万元，去年这个数是63万，年均增长率高达32%。
大寨人的生活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比过去强多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工副业，而其中的龙头项目便是煤矿。
1985年初，大寨附近开始修铁路，山西省的一位领导同志来视察，顺便也看看大寨，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向他作了汇报。那位领导同志听了不太满意：“怎么？才一个挖不了几年的破煤窑？破汽车？”他回过头对昔阳县的一位领导干部说：“你给想想办法，开个新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