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县里号召养兔，我买了30只。还养了两足猪，连猪带兔一共卖了三百多块钱。村里人那一年都养起来了，山上挖不着草。我有关节炎，跑不远，就不养了。
“八五年我买了50只鸡，养到半大，死了30只。粮食价钱也高了，没多少收入，现在还剩两只，舍不得杀。
“咱也不愿闲着，老跟妇女们说，搞点什么副业。搞不成。搞点罐头？昔阳的罐头厂挺多，销不了。鸡、猪、兔也养过，干甚不成甚。人老了，办点事也忙不过来。去年我给妇女们弄了一项副业，给小手巾缝边，五厘钱一个，一天能挣一块钱。来了一万六千条，到期就是收不上来，我一家一户去催，去抬。算了吧。总是富了，看不上小钱。
“闲着难受咋？搞不成也就别说了，咱没这个本事么。还是让干部干吧。”
这时邻居家的小孩子哭起来，她听了听，叫贾进才去看看。哭声还是不止，她让我们坐坐，自己也过去了。
▲大寨人之三：郭凤莲
1979年她离开大寨转为国家干部，目前在昔阳公路养护段当党支部副书记。大寨的许多人很羡慕她这种副县级的挣工资的地位。
尽管她与面对新形势的大寨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还是很希望听听这位著名的前大寨人对大寨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了解一下她本人在改革中的生活和想法。
她一身城里人打扮，坐在县城边一栋挺漂亮的大寨的办公室里，正在和人谈话。办公桌上放着一叠进度报表之类的东西。
“哎，我都不管事，说不清楚了。”
她说自己今年只回过两次大寨，一次是请大夫去给亲戚看病，一次是陪着上面来宣传公路管理条例的同志在虎头山上转了转，没进村。
“看报纸在寨是不错嘛。”说着，她从那一叠报表下抽出了一份一周前的《参考消息》，二版上有一小块文章：《路透社记者笔下的今日大寨》。
她说自己马上要开个会，约我们第二天再谈。第二天我们再去时谁也找不到她。有人说她总是躲着记者的。
▲大寨人之四：耿良柱
他今年32岁，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1979年他作为倒插门女婿来到大寨，按说只能算半个大寨人，但他是大寨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农业方面的专业户。在风风火火地闹了两年之后，去年他突然洗手不干了。
“我原来在县外贸肉联厂当合同工，人都窝着没事干，还往里分知青，分复员军人。
“八三年全村的鸡死光了，地区来了，说这要搞，那要搞，我问他们，鸡都死光了，咋没人管管？县长说，这好办，打个针就行。我一听就动心了。当时市场上鸡蛋一斤一块零七，关键是没货，找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我想，饲料有的是，蛋价还看长。我就找讲养鸡的书看，哪儿也没有，最后到县畜牧局借来两本。八四年一过年我就交了离职申请。我想，只要有事干，管它在哪儿。爱人和丈母娘也不同意，我也不跟她们多说，说干就干。
“开头我拉两户一块干，想办个联合体。那二位五十多岁。年轻人怕不行。”他指指外面。
窗外传来啪啪的敲棋声。这正是上午，天气也不热。
“那两户也不愿意干。怕什么？怕赔钱，怕冒险，我想，也怕两级分化吧。生活还不错么，一下子就走这条路，添那么一大堆麻烦？
“我贷了一千多块，买了2500只京白鸡，租大队闲着的养猪场干上了。销路没问题，每天都有几十人找上门来，不出门鸡蛋卖光了，两年赚了两万块。
“我不养鸡主要是用水没保证。山上的大水池坏了，从山下往上挑水太麻烦，麻烦多了就不愿干了。
“干部倒没找我的麻烦。可是人多嘴杂，挡不住人说是不是？说咱用集体的房，赚自己的。其实我也交房钱和水电钱了。咱不都是那种心情吗？你挣了，我挣不来，就想我挣不了你也别挣。我倒不怕，可家里人不愿意听，我又不是找不到活干，也不缺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