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四八年打淮海战役，五一年回来。五三年初级社，陈永贵是社长，我是书记。五三年我们闸合作沟，那会儿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连小车也没有，全靠人担人挑。

    

    “苦？那还不算呢。六三年那场洪水冲得地毁窑塌，我们白天治坡，晚上治窝，下工都要背块石头回来。那还吃不饱，国家给了救济，陈永贵硬是不要。那会儿陈永贵不让说吃不饭，怕丢他脸。有什么丢脸的？打下粮食都卖给国家了！“我现在是凑合着过。从支委下来，看了两三年山林，一年六百块。我们老俩口二亩八分地，去年没打多少，够吃，还卖了500斤粮。

    

    “去年才来看果园，一天给三块，记95分。国家也给点补助。想什么？甚也不想，等死哩。咋不等死？咱也老了，大事小事不管，都不管。

    

    “现在有良心的人少，没良心的人多。八五年矿上分白面，我对他们领导说，剩下的能不能卖我点，结果一斤也没卖。辛辛苦苦几十年，最后落个没人管。”

    

    “你们老一辈的汗没有白流。”我们安慰他。

    

    “咋不白？不白也是为别人干的。大寨变了，我变了吗？”

    

    ▲大寨人之二：宋立英

    

    宋立英今年58岁。曾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打扫窑洞。

    

    “没什么事。现在可清闲了，上地剜剜草，在家洗洗衣裳。倒是活也干完了，沟都闸了么。我呢，串串门，闲着，坐。他——”她指指自己的丈夫贾进才，“每天在地里转转，看看庄稼，坐坐，拔拔草，串串门，再就是睡觉。晚上电视好也看看。”

    

    “老啦，没蹦头啦。”贾进才插了一句。

    

    “我们这时候回忆起来也怪，你说那时咋不叫苦呢？六三年治狼窝掌，没日没夜的，也不叫苦。我那时30多岁，生孩子没过百天就干上活了。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开始不放心，跑去偷听偷看，人家带得也挺好。

    

    “那时候天天晚上开会，研究工作，明天干什么头天晚上安排好。天不亮就得起来。咋不困？拿热手巾把脸紧一紧，惊醒一下，喊人下地。干部还能不先走？

    

    “也倒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咱们革命呢嘛！革命革命，先革自己的命，再苦也不能叫苦。可也怪，也不觉得苦得不行！“劳力？五八年我就出席了省劳模会，那么多荣誉，你不带头咋行呢？也习惯了，我现在还是一到5点就醒，电视看到多晚也没有迟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