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入冬后，大寨大队劈山闸沟造良田的大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出动。这倒不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是因为地里已经没活可干。能造的地都造了，该闸的沟都闸了。

    

    村里也一样。三排依而建的列车般的“大寨楼”还挺结实，坡下的二十多栋砖房石窑也没挤满。

    

    原大队党支委宋立英曾跟我们说过他们年轻时的理想：“把房建得像城市一样，地里平整得能开进拖拉机，粮食加工成米面分下去，生活得就像工人。”

    

    现在，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理想实现了。但是时代却不再容许大寨人心安理得地庆祝胜利，筹划未来了。

    

    1980年，全国各地的报刊电台向极左路线发起了一次总攻。同时，对大寨模式的非议也很自然地公开化了。

    

    大寨人对此很敏感。许多的人第一个反应是甩用出一顶帽子：“砍大寨红旗！”后来他们听得多了，细细想想，也承认自己年捍卫的理想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绩毕竟是主要的吧？贡献就在那里摆着！

    

    这时有一家挺有影响的报纸算了一笔帐：国家在大寨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拨款50万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顾的费用，用大寨历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总数一除，结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

    

    大寨“轰”地炸了。村口地头，男女老少，开口就是“两毛二六分”。七十多岁的贾进才和一些老人哭了：“辛辛苦苦几十年，自己吃玉茭，给国家卖小麦，最后就落个这！”“人还死了四个呢！”“那梯田、“那产量、那山林都是假的？！”大队副书记梁便良怒道：“大寨还不如地主富农哪！”有的年轻人破口大骂：“记者都他妈的不是人！”

    

    我们在大寨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骂声，还遇到一位当年长驻大寨的记者。他说：“那样算帐的确太伤人。大寨人主要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我清楚。吃过偏饭没有？吃过。部队帮助修过军民渠。国家搞机械化试点，南方选了韶山，北方就选了大寨。大寨人也不同意，听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反复做工作硬塞给人家的。唉，大寨的好多事都是让我们糟踏了。”他摇着头叹息了许久：“我们搞的宣传报告，有假话没有？有。可我们当时总感到跟不上形势，上边的调子越来越高，‘共产仙乡唱凯旋’，‘学大寨要方向、学路线、学政策，’我们拚命拔高还是追不上。唉，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在八十年代初的愤怒、伤心和不服气的感情漩涡中，大寨人在新的方向上跨出了很平静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