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矾石矿上马。由于矿石质量和加工水平不高，产品堆积如山，这个矿不到一年便停产了。随后，大批的剩余劳力又到虎头山下挖开了煤窑，大寨的产业结构从此巨变。
对大寨人心里的波澜和村庄的变化，连大寨的邻居也没去注意。参观的人潮早已消失，“大寨走一走我们跟一步”的昔阳人，如今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多变的外部世界。倒是山西省里一位领导同志没忘了大寨，他去村里住了几天，听了大寨干部的汇报和计划，也听了一大堆牢骚抱怨，回去后便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不久中央发了个文件，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推行大寨的经验的错误以及由引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都具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
这个文件是在晚上十点多传达下去的，100多号当家人坐在大队会议室里，满屋烟气腾腾。
“哎，这听起来心里还挺舒坦的。”念完文件，贾长锁松了口气。
“这就行啦。毛主席都有错，咱能没错？”一位老汉说。议论了十来分钟，没话了，散会。
大寨人心里平静了。当然也有无法平静的心。去年春天陈永贵在北京病危，上级通知他的老战友去看他，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三位老人，郭凤莲和当时的大队书记赵存堂两位中年人坐在陈永贵的病房里，一时相对无言。
“唉！”陈永贵长叹一声，“卖了那么多粮，说国家给倒贴钱了。我死了，没给大寨做成事，倒让大寨欠了国家的帐。我这一辈子是还不清了。唉？”说罢，老泪纵横。
闹大包干
1979年，陈永贵回大寨呆了些日子，临走撂下句话：“大队担子太重，还是分成小队吧，摊摊小了好管理。”
第二年，大寨便分了三个小队，准确点应该叫三个农业作业组，与它们并列的还有林业队、机械队、酱醋坊等，仍然由大队统一下达任务，统一核算分配。
这一年，各队之间的争争吵吵就没断过，谁先用水，谁先用场，闹得上上下下心里挺不痛快。不过，摊子小了，干部的威信还在，一年下来干得也不错。
贾长锁对我们说：“当时我们打算就这么干下去了。开个煤窑，以后再办个厂子，也能闹好。我们这里干部下得苦，管理力量强，可以不分。”
1981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包干的热潮。这年夏天，县里派个工作队，让大寨的干部群众也讨论讨论，是分到组好，还是分到户好。
支委会上，闻名全国的铁肩膀梁便良嗓门最大：“不分不分！几十年闹起来的，又翻回去？！”这位当年的儿童团长，“老少组”的猛将是个矮个子，腰杆挺得笔直。贾长锁说：“在我手里我分不下去。谁能分，你们找谁干吧。”
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爱民当时是工作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他说：“我们一亮出目的，大寨群众就有反应了。说我们是砍旗组，倒退，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儿八经的哩！那时哪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这些理论呀，怎么好，怎么不好，我们也拿不准。虽说有中央文件撑腰，谁知道几年后会不会翻过来？”他跟带队的县领导说：“咱不怕，以后追究起来，我不过是个小爬虫，陪斗的。”带队的笑道：“我也就是个黑干将，上边还有书记呢。”
十几天后，工作队撤了。临走跟贾称锁打了个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