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甚发票哩！”老乡笑道，“悄悄给人家装兜哩，人家还给你开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变了。“不行”，他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车皮他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不行。”陈永贵说，“我不能管你们这事。叫我干这种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六、大包干问题
自1978年起，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说法每年都有改动和变化，其轮廓如下：
1978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79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出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0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懈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75号文件)
1982年：“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号文件)
1983年：“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号文件)
中国的农村政策大变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陈永贵时总不忘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
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十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报道出来，说陈永贵拥护大包干。
其实陈永贵是在打岔。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能开个玩笑岔过去就尽量岔过去。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起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经多次赞颂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如今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小心翼翼地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本身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他又补充说：“中国这样大，有八亿农民，国家投资一下子没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艰苦奋斗，自务更生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
在私下里，陈永贵可不这么费心地斟酌字句，他对大包干不以为然。
陈永贵也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按他一贯的见解，大包干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调动的人的私心，因此也助长了人的私心。陈永贵信奉毛泽东主席的理想，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双丰收，要一举建成一个由革命化的新人组成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在大包干初起的时候，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批评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他认为大包干的拥护者见利忘义，丢了路线。这种批评很快流行开来，成了当时反对大包干的人们的标准批评语言。
1982年年底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也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这条件，这思想条件，不适合搞包产到户。把大块地分得这一条那一条的，还不抵分成组哩。分成组，果园一级，农用一组，工业一组，农产品加工了卖卖，那不都是钱？非要分成各家各户？有了灾怎么办？遭了灾谁管谁哩？”
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大寨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