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老熟人私下问起来，他也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个转变过程。“我那个办法累死了。我累死了，下边的干部累死了，大队书记也累死了。”他说，这不是吃饱饭了？我就是想叫大家吃饱饭么。不过他对后来的一套政策有一个保留，就是社会风气太糟糕。走后门成风，好东西轮不着老百姓。譬如在铁路上走后门弄车皮，让私人发了财。（注：这段话是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他是陈永贵的老熟人，曾在一起聊过整整一天。）
七、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不行的。”B15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江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有人说能治好，陈永贵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能不治？”到了后期，陈永贵瘦得皮包骨，腿只剩下一把粗细。陈永贵又谈起了总理的腿：“也瘦得只剩下骨头哩。”
陈永贵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有一次来人探望，随便聊起了报刊上登的关于蒯大富的文章，说起该文把大蒯大富写得如何不堪。来人走后。陈永贵对陈明珠叹道：“唉，我死了，还不让人像写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陈明珠赶紧安慰道：“不会不会。”陈永贵说：“唉，我死了就没考究啦。”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五千万啦，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成啦。上边来人了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唉，我这病不行啦，以后咱见不了啦……”
陈永贵对外人很少谈私事。李喜慎看望他两次，陈永贵谈及私事只有几句话：“孩子们都好哩？你做啥哩？下放到洪水了？洪水村是个落后村，好好干，叫做甚就做甚。你一个村还闹不好哪？咱干的时候没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咱也能干好。”
陈永贵共有存款8，123元，他把这笔钱分成数份，留给自己的老伴和几个孩子。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笔帐，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不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帐。陈永贵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含着泪水嘱咐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30年，还